考试在一个极其平常的教室里，极其平常地开始了，这种平静一直持续到离考试结束还有一刻钟的时候，陈可这时已经交卷离开了教室。九点四十五分，在任何人都没有预料到的情况下，数学系女教授突然从教室的一张桌子上抽起了一份试卷，冷冷地说了一句：“你出去吧。”
教室沉默了大约三十秒，被没收了试卷的人突然站起了身，屁股底下的椅子猛得弹起来，撞在椅背上，再次惊扰了刚刚恢复平静的教室。
“我怎么了?”学生大声地质问。
“你作弊，现在请你出去。”女教授以非常冷静的口吻命令道。
“我作什么弊了?你有什么证据!”学生提高了音量。现在满屋的人，除了正在奋笔疾书的和焦头烂额的考生，都瞪眼看着他。
教务部的女教工赶紧走了过去，好言好语、半拉半拽地把他请出了场外，并示意女教授继续在教室里监考。
当时留在教室里的张树隐隐约约地听见了走廊里越来越大的争执声，争执一方的声音，来自他非常熟悉的人——何进。何进家里是山东农村的，在城市里上的中学，口音已经改了不少，但话一说快了，那股山东味还是会不由自主地跑出来。
由于有学生被要求出席了事后在教务部举行的小型听证会，事情的经过很快就在年级里传开了：根据考试要求，所有书本都应该放在考场前方，但何进偏偏在桌子下面藏了一本高数教材，而且在教材的第一页上写满了微积分的主要公式;当然，单是藏书一条尚罪不至死，要命的是监考的女教授发现了他在桌下高度疑似翻书的动作，这一点得到了女教务的肯定;至于何进本人，则坚决地否认自己曾经有过任何作弊行为，并且在教务部作出了许多激烈的言辞表示……
陈可吃过晚饭回到宿舍的时候，何进仍然被留在教务办公室，没有回来。听张树说了整个事件之后，陈可第一个反应并不是同情也不是同仇敌忾，而是——何进作弊了。这件事发生在别人身上，比如于雷或者张树，他是断然不会相信的，但何进……由于某些说不清的原因，陈可很肯定地认为他作弊的可能性比不作弊的可能性要大得多。
八点刚过，何进推门进来了，一脸的自若，反倒是其他几个哥们显得有些紧张。他的平静仿佛是要向每个人宣告：我问心无愧!
海斌很关切地拍了拍他的肩膀，他认为这个男孩目前还是需要安慰的：“咱几个哥们都相信你，只要你说你没……”
海斌跟张树、陈可面面相觎，有些不知所措。
“人碰上这种事，难免情绪有些波动的，何况前头已经说了那么长时间了。”张树安慰海斌说。
“行，咱就不该管他的事!”海斌有些愤愤，他实在没想明白自己的话里有什么可以激怒人的地方。
陈可从一开始就觉着不该去插手何进的事，他十几年的经验告诉自己——和这样的人掺合，得罪他是早晚的事，而且还不自知呢。
第二天一早，张树作为院团委的干部和何进的室友，受到了教务部的传唤。张树平日里和教务有些来往，不算陌生，因此教务一见到他就跟放炮似的把何进臭批了一顿。尽管她平日里就没什么好气，但张树还是头一次见教务发这么大的脾气——而且都过了一夜还没消呢!
教务发了一阵火，张树慢慢地算是听出了事件的原委。在何进和女教授刚被请进教务部的时候，院教务是想保何进的——毕竟是大一学生，又是初犯，为了他的前程着想，还是能压则压罢了，因此，教务的打算是让何进写个检查，跟任教老师认个错，做不及格处理也就完了。谁想问题居然出在何进身上，这小子一口咬定自己就是没作弊，还说“就是把他杀了也不能受这个冤枉”!
“那为什么两个老师都看见你作弊了，这还叫冤枉你么?”教务当时这么问他。
“她们串通好了的!要不就是瞎了眼!当了这么多年老师，一点师德都没有!”何进当场就回嘴道。
这句话彻底地激怒了教务和两个监考。数学老师当场撂了话，就是光华敢压这个事，她自己也要报到校教务去。要知道，一旦把事情通报了校教务部，除了取消学位就再没有他路可走了，教务毕竟还是有些于心不忍，这才把张树叫来想了解一下何进平时的学习情况。
其实何进一向独来独往，究竟在干些什么，张树也不清楚，但在当下的关节，他也只能为何进大大地美言一番，并且一再保证他决不是需要作弊的人。
“嗯，你说的我会再跟其他老师商量商量。”教务又跟他罗嗦了几句，就打发他走了。
张树心神不宁地上了一会自习，他觉得这个事情里头让人担心的已经不是作没作弊的事实了，而是何进这种近乎病态的偏执。如果一种执着是为了尊严，那它可以称为自尊;但现在，当物证人证都已经很清楚地反映出着作弊的极大可能性时，何进依然有前前后后种种不同寻常的“执着”，那如何定性恐怕就不是件容易的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