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伤的芦苇不开花

　　黑麻子的脸噌得一下红到了脖子根，成了红麻子，握着铁锤，一言不发，当当当敲起了木板。

　　黑麻子和鲍叔叔的关系最为要好，他住的那间土胚房还是鲍叔叔一手为他张罗盖起来的。黑麻子心存感激，农忙时节，他再忙也会舍下手中活儿，帮鲍叔叔添个搭手，担谷、割稻什么的。抢收后，鲍叔叔也会救济他一点谷粮之类的东西应急。他们之间的互帮互助，就如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革命情意，多年来一直延续着，并为村民津津乐道。

　　可云泉村的人实在是无法意想到风秀婶和黑麻子之间有什么牵连。

　　风秀婶漂亮，细腻，白皙，娇嫩，有丰韵，还风情万种，黑麻子傻里傻气，皮肤黝黑、一脸雀斑，如果憨厚不算优点，他一无是处。

　　风秀婶曾当众指责鲍叔叔：什么人不能交，偏偏搭上那么个‘傻大粗的黑碳’？

　　在风秀婶看来，和黑麻子走得太近，就等于贬低自己的身价。

　　但鲍叔叔就喜欢和黑麻子交往。

　　在鲍叔叔眼里，黑麻子就如法国巴黎圣母院那个孤独的敲钟人，虽然外表丑陋，可有一颗美丽善良的心。和这样一个外表丑陋、内心善良的人交往，鲍叔叔他心理踏实，起码，他不用担心黑麻子变成狂蜂浪蝶，像其他那些玩世不恭的村民，去招惹自家那朵招摇艳冶的花。

　　偏偏事态的发展就是那么出云泉人的意料，风秀婶和黑麻子这两个八杆子打不到一块的人硬是活生生凑在了一起。风秀婶这朵花硬是被一个她从来不正眼相看的人给采了，成了一根绳上的蚱蚂。

　　鲍叔叔的算盘打错了。

　　这花究竟是怎么被黑麻子采撷到的，我不得而知，那是大人之间的事，我也没兴趣知道。

　　我只知道，这件事情严重影响到了小康的心情。

　　每天干完农活回到家，他甚至连晚饭也不吃，就拉我去瓜棚。问他为什么去这么早。他脑袋一垂，黯然地说：“我爸妈老吵，我不爱呆在家里。”

　　小康的心情不好，直接影响了我的心情。

　　那天，我早早吃过晚饭，在家等着小康（我平时不用干活，即使是在农忙时节）。说到这，我有必要对我的身世、家世做一点补充。

　　我父亲林文良是云泉小学的校长，我爷爷是以前云泉村的村委书记，一个老共产党员。我们林家到我这一代是三代雄性单传。

　　我是家里的老小，上有三个姐姐，从小我就被爷爷奶奶当作心肝宝贝般宠爱（我父亲对我很严厉，从来不宠我）。

　　我大姐在我四年级的时候嫁给丰廊镇（距离我们龙溪镇大概有二十里）一个跑运输的，姐夫叫罗新华，是家里的老大，家境殷实，在丰廊一带算是大户人家，很早就在丰廊镇的繁华地段盖起了四层楼高的小洋楼。

　　罗新华比我大姐梅娟大了八岁，他在24岁的时候结过一次婚，后来新婚妻子发生车祸，死了。直到三十岁，罗新华又认识了我大姐，发誓非我大姐不娶。

　　起初，我父母死活不答应这门婚事。但我姐姐不知哪根筋出了问题，一个死理认准了罗新华，不顾父母反对，擅自偷偷嫁给了他（只在大姐夫家举办了婚礼，没在我们家举行婚礼），弄得大姐和我父母关系异常僵硬，我母亲一度不认她这个女儿。

　　后来一次，我父亲心脏病突然发作，倒在了讲台上，恰好罗新华在我们云泉村附近跑运输，得知情况后，他丢下运输，开着空车把我父亲送去县城救治，治疗期间，他寸步不离守护在我父亲身边，出院回家时，父亲已经健康如初了。

　　罗新华这几年跑运输，赚了不少钱，人还特孝顺，每年都要给我家里送大把大把的礼物，我爷爷奶奶尤其喜欢他。见大姐和罗新华感情不错，生活得也很幸福，何况人家还救了我父亲一条性命，我母亲也不再指责什么，渐渐融洽了同他们之间的关系。

　　而依仗着大姐夫罗新华，我家虽种了一些地，但这几年从来不需要我母亲亲自下地收割，每次夏收秋割都是雇人帮忙，也省去了不少工夫、心力。

　　所以，到了暑假，别的村民热火朝天忙于夏割，我却经常和我二姐玉娟、三姐秀娟划着小船在村里的那条小河捕鱼、捞虾，然后回家帮厨、做饭。或是陪三姐去村里浅溪光滑的石板上面浣衣洗菜，偶尔不远处有一头牛躺在溪水深处，时不时叫上一声，也不知它在表达什么。

　　我则挽起袖子、裤腿，在石板周围抓小鱼、指甲长的小虾、拇指大的田螺、小蟹什么的，回到家用罐头瓶子装好，放在窗台。等水混浊了，小鱼小虾死了，我又陪三姐去石板浣衣洗菜，抓小鱼。除此之外，我还经常陪三姐上山采野果，下地剜豌豆，或是与邻家的小孩扇纸牌，玩一种叫“老虎窝”的游戏。清闲得像个公子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