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到底有多远？我们又能走多远？我想起了《海的女儿》，其中有一段写道：
“只有当一个人爱你、把你当作比他父母还要亲切的人的时候：只有当他把他全部的思想和爱情都放在你身上的时候；只有当他让牧师把他的右手放在你的手里、答应现在和将来永远对你忠诚的时候，他的灵魂才会转移到你的身上去，而你就会得到一份人类的快乐。他就会分给你一个灵魂，而同时他自己的灵魂又能保持不灭。但是这类的事情是从来不会有的！我们在这儿海底所认为美丽的东西——你的那条鱼尾——他们在陆地上却认为非常难看：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做美丑。在他们那儿，一个人想要显得漂亮，必须生有两根呆笨的支柱——他们把它们叫做腿！”
我们的恋情，是“鱼尾”还是“腿”？
一九九九年的五月并不安定，南联盟，科索沃，这些高频词充斥在我们周围，调剂着高三学生枯燥乏味的生活，最让人刻骨铭心是这年五月八日发生的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美军轰炸事件，三位中国记者被杀害。于是“反日”风骤然变成了“抗美”浪潮，学校全民运动起来，没日没夜地跟着各大媒体的报道变换着墙报，学校外围的墙壁上被写满了诸如“强烈抗议美帝国主义……”、“打倒美帝国主义……”的字眼。
一时间，仿佛国难当头了，民族主义的愤怒被煽到了顶点。我们都放松了学习，每天一放学就守在饭店里看电视里的新闻报道，看北京的反美大游行，看美驻中国大使是怎么样地恐慌，生怕失去理智的群众把他五马分尸。中国人团结一致的爱国情节，在这段时间里充分地展露出来。
然而，我们终究是即将要高考的高三学生，在风风火火的“捐款造航母”的倡议冷却降温后，校长在“高考动员大会”上宣读了高三班要举行最后一次月考的通知。最后他不忘就事论事，背诵了当时最流行的一句新闻样板话：
“让我们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把高昂的爱国主义热情和对烈士们的思念化为强大动力，以更出色的成绩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做出新的贡献。”
台上台下一片掌声。
我们都知道这最后一次月考的意义，班主任提前一个星期就告诉了我们，学校要以这次月考的成绩做筛选，全校最后五十名的学生，不得参加高考，如果要强行参加也可以，但假如录取不了，学校将不负责招收为复读班学生，也就是说，你得花大价钱自己去另找学校；或者不参加今年高考，作为留级生留校，而且学费减免一半。学校这样做是为了提高升学率，以便在公众心目中树立更好的形象。其实全校最后五十名的学生若是参加高考，如果不出意外情况，基本是录取无望的，但学校的这种硬性规定明显是霸王条款，强奸了部分学生的权利，参加高考，毕竟能长些经验，为来年的高考做好准备。
我和子凯都不担心这次月考，依他现在的成绩，想要达到普通本科院校的要求还很困难，但十拿九稳可以迈过这次这个小坎，顺顺利利地参加高考。月考的前一夜，我们早早地洗漱睡觉，但由于晚睡已成习惯，一时半刻，辗转难眠，我们第一次认真地谈论了关于高考的话题。
“我忽然挺害怕的，”子凯说，“就要高考了，要是我们就此分开，我真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
“没事的，还有一个月呢，你没问题的，要相信自己。”我抓住他的胳膊，轻轻地拍着说，“你上次都考了四百五十分呢，这次考五百，高考考五百五。”
“美死你！其实我想好了，今年考本科百分百是没希望的，我也不想复读了，你到哪儿上学，我就去哪儿找事做，哪怕就去街上擦鞋也要陪你在一块儿。”
“那怎么行！别胡思乱想了，从前是你安慰我，说以后要是分开了，可以每天打电话，现在倒好，我得用你原话安慰你了。”
“你去北京了，要是我爸能把我弄到北京去复读就好了。”
“笨蛋，别老想着复读了，我还不知道能不能去得了呢，高考发挥失常也不一定，要是北京没把握，我们就一起往云南填吧，那里离家远，还有世博园，电视里放的真漂亮，我想去玩。”我无限憧憬地说。
“我最喜欢云南了，早就想去了！”子凯兴奋地说道，“不过，要是你今年去不了中大，你爸爸不把你劈了呀？你们家对你希望那么大。”
“我倒不担心这个，我担心家里知道了咱俩的事，就完蛋了，其实我好想跟我妈讲，我不结婚了，让她收你做儿子，我们就这样在一起一辈子，如果她想抱孙子，现在科技这么发达，弄个试管婴儿出来，应该没问题吧。”
“得了吧，你妈也许可以接受，你爸不把你扫地出门才怪。我们家的阻力是我妈，她要强得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