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谷村庄

是否这又是命运的捉弄？如果我生来就是个女孩子该有多好……

我时常在上课时开小差，用文具盒里的小镜子偷偷照他，看他在干什么，每次都会被他逮个正着，这习惯已成为了我的顽疾，如毒瘾一般顽固。我知道这并不是一件好事，可是每次都是情不自禁，我常常警告自己要把持住，专心致志地听讲，却总莫名其妙地打开文具盒。我恋爱了么？我常常问自己，可是我恋的是什么人呢？和子凯怎么能叫恋爱呢？他和我一样，是男的啊，最多是我的单相思罢了，是我的同性恋情节在作祟罢了。

原以为子凯和我有着许多相同的爱好，我们有共同语言，才让我们相处得如此和谐，对于我的无理取闹，他每每都以哥哥的姿态处处迁就着，直到“九一八”那天，我们闹红了脸。

九月十七日，学校在宣传栏上出了新板报，全部内容都是在讲述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发动的侵略战争以及先烈八年抗战的历史。那个时候，桥本龙台郎下台，小渊惠三刚刚上台，他内阁十三名大臣便忙着参拜靖国神社，校园内的反日情绪空前高涨。

班上的同学们分成了两派——以子凯为首的“愤青”一族，还有以我为首的“保守派”，周蕙芳本是站在子凯那一方的，但终于还是被我的同化。子凯一有空便在班上大肆宣扬着他的“亡日计划”，好像中国的兵权掌握在他的手上，“亡日”是指日可待的事。他所说的，和今日网上流行的“愤青”的话如出一辙。唯一不同的是，他组织班上同学们捐款给国家造航母，他说有了航母，把日本围起来，拿下日本就如瓮中捉鳖，于是“愤青”族们便真的开始捐款。他们的这些行为是被我所耻笑的，虽然我知道他们的爱国心不容质疑，但言论和行动却是不可取的。

班主任就靖国神社问题布置了一篇议论文，说第二天语文课上会随机抽人上讲台朗读自己的作文。这个题材几乎就是为子凯量身定做的，他尤其看重，整个晚上都在精心雕琢他的长篇大论，下了晚自习后，他让我帮他修改、润色。

“你写的有什么好改的，没时间。”我敷衍他道，因我在给周蕙芳讲解物理题。

他闷闷不乐回到座位上修改文章，我想他还能写出什么话来？平时听他讲都听腻了，无非就是那些政治色彩浓郁的套话。过了许久，我给周蕙芳讲完了题，不见有子凯的动响，回头看看，教室里仅剩下我和几个女生了。

“怪了，平时都等我，今天怎么一个人先回去了？”我看看时间，已经一点了！于是我和周蕙芳打声招呼便奔出了教室。

一个黑影坐在楼梯上，是子凯！

“怎么了？坐在这里干嘛？”我问。

“你自己知道怎么了。”

我莫名其妙，不耐烦了，骂他道：“你有病呀！”

“我是有病，在这白白等你回去。”

“我又不是没长脚！”

他二话没说，头也不回地走了：“跟她讲题就有时间，给我改作文就没时间！”

第二天他一句话也不说，变了个人似的，吃饭也不与我一起，我心想自己是不是什么地方做错了，得罪他了？就为昨天晚上的小事？他不会这么小气的，平时什么事都让着我。下午的语文课上。班主任让同学们主动朗读自己的作文，子凯当仁不让，第一个走上讲台，声泪俱下地把日本侵华的种种恶行一一阐述，极其煽情。然后强烈谴责小渊政府不顾世界人民的反对，公然参拜供奉着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号召同学一起投身于抗日的洪流中。

“……这是中国人民所不耻的，这是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所不耻的！我们坚决反对以小渊为首的日本奴才政府参拜靖国神社，我们彻底痛恨日本人做出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事！”张子凯边说边用黑板擦用力地敲着讲桌，那模样显然是南京大屠杀中的受害者。

最后他说了句：“抗日教育要从娃娃抓起，我们要时刻不忘抗日，这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

班主任走上讲台：“张子凯同学的慷慨陈词大鼓人心，我相信在座的大部分同学都支持他的观点，有不同意见的同学吗？”

周蕙芳举起手来，迈上讲台，朗读了自己的文章，大抵意思是说要求和平，共发展，当务之急是把经济建设搞好，而不是大肆宣扬抗日运动。

子凯不服气了，站在座位上驳道：“班长的意思就是，不管日本怎么叫嚣，我们都不闻不问，不要理睬他？这好啊！是不是等他他们再一次把大炮运到了中国的东海岸，我们再来跟他理论靖国神社的问题啊？靖国神社里的东条英机，是个战争狂人，小渊参拜他，表示日本现在不承认自己的过错。小日本不给他们点颜色瞧瞧，他就以为咱们是老鼠，怕他。倭寇一直穷兵黩武，一直都没有放弃过侵略过我们国家的念头，从宋朝到明朝再到抗日战争，只要时机成熟，他们无不想吞并中华民族，这是他们骨子里固有的东西。我们还要做临江之麋，至死不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