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这又是命运的捉弄?如果我生来就是个女孩子该有多好……
我时常在上课时开小差,用文具盒里的小镜子偷偷照他,看他在干什么,每次都会被他逮个正着,这习惯已成为了我的顽疾,如毒瘾一般顽固。我知道这并不是一件好事,可是每次都是情不自禁,我常常警告自己要把持住,专心致志地听讲,却总莫名其妙地打开文具盒。我恋爱了么?我常常问自己,可是我恋的是什么人呢?和子凯怎么能叫恋爱呢?他和我一样,是男的啊,最多是我的单相思罢了,是我的同性恋情节在作祟罢了。
原以为子凯和我有着许多相同的爱好,我们有共同语言,才让我们相处得如此和谐,对于我的无理取闹,他每每都以哥哥的姿态处处迁就着,直到“九一八”那天,我们闹红了脸。
九月十七日,学校在宣传栏上出了新板报,全部内容都是在讲述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发动的侵略战争以及先烈八年抗战的历史。那个时候,桥本龙台郎下台,小渊惠三刚刚上台,他内阁十三名大臣便忙着参拜靖国神社,校园内的反日情绪空前高涨。
班上的同学们分成了两派——以子凯为首的“愤青”一族,还有以我为首的“保守派”,周蕙芳本是站在子凯那一方的,但终于还是被我的同化。子凯一有空便在班上大肆宣扬着他的“亡日计划”,好像中国的兵权掌握在他的手上,“亡日”是指日可待的事。他所说的,和今日网上流行的“愤青”的话如出一辙。唯一不同的是,他组织班上同学们捐款给国家造航母,他说有了航母,把日本围起来,拿下日本就如瓮中捉鳖,于是“愤青”族们便真的开始捐款。他们的这些行为是被我所耻笑的,虽然我知道他们的爱国心不容质疑,但言论和行动却是不可取的。
班主任就靖国神社问题布置了一篇议论文,说第二天语文课上会随机抽人上讲台朗读自己的作文。这个题材几乎就是为子凯量身定做的,他尤其看重,整个晚上都在精心雕琢他的长篇大论,下了晚自习后,他让我帮他修改、润色。
“你写的有什么好改的,没时间。”我敷衍他道,因我在给周蕙芳讲解物理题。
他闷闷不乐回到座位上修改文章,我想他还能写出什么话来?平时听他讲都听腻了,无非就是那些政治色彩浓郁的套话。过了许久,我给周蕙芳讲完了题,不见有子凯的动响,回头看看,教室里仅剩下我和几个女生了。
“怪了,平时都等我,今天怎么一个人先回去了?”我看看时间,已经一点了!于是我和周蕙芳打声招呼便奔出了教室。
一个黑影坐在楼梯上,是子凯!
“怎么了?坐在这里干嘛?”我问。
“你自己知道怎么了。”
我莫名其妙,不耐烦了,骂他道:“你有病呀!”
“我是有病,在这白白等你回去。”
“我又不是没长脚!”
他二话没说,头也不回地走了:“跟她讲题就有时间,给我改作文就没时间!”
第二天他一句话也不说,变了个人似的,吃饭也不与我一起,我心想自己是不是什么地方做错了,得罪他了?就为昨天晚上的小事?他不会这么小气的,平时什么事都让着我。下午的语文课上。班主任让同学们主动朗读自己的作文,子凯当仁不让,第一个走上讲台,声泪俱下地把日本侵华的种种恶行一一阐述,极其煽情。然后强烈谴责小渊政府不顾世界人民的反对,公然参拜供奉着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号召同学一起投身于抗日的洪流中。
“……这是中国人民所不耻的,这是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所不耻的!我们坚决反对以小渊为首的日本奴才政府参拜靖国神社,我们彻底痛恨日本人做出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事!”张子凯边说边用黑板擦用力地敲着讲桌,那模样显然是南京大屠杀中的受害者。
最后他说了句:“抗日教育要从娃娃抓起,我们要时刻不忘抗日,这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
班主任走上讲台:“张子凯同学的慷慨陈词大鼓人心,我相信在座的大部分同学都支持他的观点,有不同意见的同学吗?”
周蕙芳举起手来,迈上讲台,朗读了自己的文章,大抵意思是说要求和平,共发展,当务之急是把经济建设搞好,而不是大肆宣扬抗日运动。
子凯不服气了,站在座位上驳道:“班长的意思就是,不管日本怎么叫嚣,我们都不闻不问,不要理睬他?这好啊!是不是等他他们再一次把大炮运到了中国的东海岸,我们再来跟他理论靖国神社的问题啊?靖国神社里的东条英机,是个战争狂人,小渊参拜他,表示日本现在不承认自己的过错。小日本不给他们点颜色瞧瞧,他就以为咱们是老鼠,怕他。倭寇一直穷兵黩武,一直都没有放弃过侵略过我们国家的念头,从宋朝到明朝再到抗日战争,只要时机成熟,他们无不想吞并中华民族,这是他们骨子里固有的东西。我们还要做临江之麋,至死不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