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是我的印象，或是小莲，有一个在撒谎。我虽然不信任我的印象，但更加不信任小莲。
父亲对我很是失望。不过他不再有打我的机会。因为我不再爬上凉台的护栏，我个子太高，爬上去也无法站直，况且，我也不能确定年久失修的护栏是否承受得了。
我不信任小莲，但看到她满眼的泪水，仍然会感到内疚。于是我提早回到学校。 然后我就在楼道里遇到了伟和佳慧。
早晨八点，我看到他俩手挽手从他寝食里走出来。他们睡眼惺忪，衣发不整。 她远不及电视里的妲姬美丽。
伟的目光遇到我。他有些震惊，不自然地把她的手甩开了。
我蔑视佳慧而憎恶伟。我把目光移向一侧，漠然从他们身边走过，形同陌路。我原本以为自己是不在乎的。不在乎自然也不应该如此憎恶。
对伟的憎恶转而变作对自己的憎恶然后又扩大到对周围一切的憎恶。我努力寻求改变。
我于是联系到了美国一所大学的半奖。转学读本科是很难取得全奖的。即使是得到半奖的转学生，也是屈指可数的。
我得到了一位远房舅舅的经济担保。我有时怀疑我和他是否真有血缘关系，因为连母亲的消息，我也是很久不曾听到过的了。
这位舅舅的地址还是我从母亲遗留下来的一本厚厚的通讯录里找到的。
不过这个问题并不重要，因为我从来没有见到过他。
我轻而易举地得到了美国签证，其过程之顺利远远超出我的预想。我的代价仅仅是提前两小时起床和旷掉两节马克思主义哲学课。我的记忆更把这个过程简化了，我似乎跳下出租车便直接走入美国使馆。理智告诉我这是不可能的，我一定也曾排了很长时间的队。
我离开清华的那天，心里还是有些留恋的。我毕竟在这里生活了两年多。
我和每一位同学告别。几个多年不见的高中同学也参加了我的告别聚会。他们问我为什么没有看见伟，他们本以为在这个场合遇到他是理所当然的。
我在伟的宿舍门前站立良久，最终没有推门进去。楼道里传来黑豹的歌声。他们唱着 Don’t break my heart. 我想我仍旧是
憎恶他的，而出远门的人是不需要和所憎恶的人道别的。
那天晚上，我坐在父亲身边，和他聊了很久。自从暑假，我们有几个月没有交谈过了。很多年以后，我曾努力试图回忆起那次谈话的内容，却丝毫没有印象了。随着年龄的递增，我惊讶地发现，记忆竟然毫不留情地过滤掉了很多珍贵的东西。
我于是真的有些痛恨我的记忆了。
和父亲谈完话，应该已是非常晚的时候了。我最后一次来到凉台上，眼前已经多了不少高楼，古观象台和徐徐开动的列车都已不见。我转而再看近处的景物，二环路上车水马龙。更近一些，护城河两岸平整地砌满方砖，以往的野草荆棘都已了无踪影。
然后我就看见了伟。他站在路灯下，仰头向我凝视。
我的视线有些模糊了。
我们对视了很久，他冲我挥挥手，果断地转身走远了。
我的鼻腔完全不通畅了。
我回到屋里，从被褥下翻出澜的日记放在旅行箱里。
在我的记忆里，我们的确对视了很久。不过我的记忆是不可靠的。因为我还顽固地记得，路灯下他的头发湿漉漉地贴在额头上，分明是淋着雨的样子。可我同时又清晰地记得，那夜空中悬挂的一轮明月。
况且北京的冬天是不常落雨的。
我想我把当时的情景和阿澜日记里的情景搞混了。以至于若干年后有段时间，我开始怀疑那晚是否真的见到过伟。
不过第二天，我的确把澜的日记带到了美国。这是千真万确的。
4
我来到安.阿伯的时候四处白雪皑皑。
台湾人称这座城市摪材缺。肉麻兮兮的。
因为我读本科，而本科学生是拿不到全奖的。连半奖也很少见。所以我最早认识的同学都来自台湾，香港或是新加坡。后来，
我在一个华人教授的实验室里做RA(RESEARCH ASSISTANT, 科研助理) ，他来自台湾，所以他的研究生大都为台湾人。
我那时只是个本科生，却有些虎落平阳的感觉了。
我顽固地称这座城市为安.阿伯，因为在大陆版的美国地图上是这样翻译的。幸亏我到的不是旧金山，因为大陆版的地图称之为”圣弗朗西斯科”。
多亏密西根大学中国学生会的帮助，我第一个落脚的地方是个独身白人老头的地下室。
一下飞机便可以住在地下室里的确是很幸运的。我确实听说过有个中国学生，下了飞机见到负责接他的人，那人问他身上有没有现金，他说有五百元，于是就被直接送进一家汽车旅馆，一晚上就要六十美元。
我刚到美国的时候身上只有两百元，所以说我很幸运。
地下室里有一床，一桌，一椅，一个带淋浴的厕所，和一个整日嗡嗡作响的锅炉。室顶很低，悬挂着纵横交错的管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