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后一阵温热，他用双臂圈住我的腰，他的脸颊紧贴着我的耳朵。
他慢慢把我从顶楼边缘托回来，他的脸有些烫，也很柔软。这又和我通过观察所得到的有棱有角的印象不符了。我浑身游荡着一股酥麻的感觉。这感觉是从尾骨的末端开始的，然后先向上延伸至脖颈，再向下延伸至脚跟。
那一晚我接连不断地做梦。我最终从一个梦中醒来，小腹下的凉席已湿了一片。梦里伟仍旧与我站在顶楼，他身穿洁白的制服。那分明是老式的警服，白色的帽子上还有一颗闪亮的红五角星。
而我上高中时警服和帽子都已改成橄榄绿色了。
回忆着梦中的情景，我无声地惊呼。就是这一晚，我又想到了澜的日记。我把它从覆盖着凉席的褥子底下翻出来，仔仔细细读了整整一夜。那夜黎明前下了一场雷电交加的急雨。下雨的时候电也停了，我是在烛光下读完那本日记的。从那以后，每当停电时，我常常拿出澜的日记在烛光下阅读，到后来，几乎可以背诵出来了。
在幽深的夜里，在辉家的那张硬木板双人床上，辉也同样从背后用双手圈住澜，在梦中轻呼：澜，我爱你。
我坚定地认为澜是男生了。而且，我自以为理解了澜的痛苦。不过，我也越来越嫉妒澜，因为，我和伟始终只是好朋友。我甚至没有什么可靠的证据来证明伟对我的感觉。
我更加强烈地希望知道日记里故事的结尾。我不知道澜是不是真的死了，我无法确定如果澜还活着，他和辉会不会仍旧在一起，会不会一直在一起，直到我发现这本日记的时候。
有时我想，无论如何，我也应该是可以找到辉的。也许我应该找到他并把这本日记还给他。但是，如果真的有一天见到辉，我不知道我会不会有勇气向他询问故事的结尾。
我的高中生活就在澜和辉和伟的困扰中度过。我甚至时常把每个人搞混，尤其是在梦里。我始终认定，那频繁光顾我梦境的人是辉。因为，他总身着旧式的警服，而且，他称我为澜，我亦称他为辉。然而，他却拥有伟的面孔和嗓音。
在现实生活中，我有时也会把伟称作”辉”。对澜的日记，我想我是有些入迷了。不过伟却没有犯过同样的错误。他始终称呼我小冬，也许是因为，我未曾给过他机会来阅读这本日记。
其实，关于澜的性别，从这日记里其实是找不到真凭实据的。然而，我却不再怀疑澜是男生了。
高中毕业后，我考到清华电机系读本科，伟考到机械系读专科。
他的分数原本可以到一所不太有名气的大学读本科。
填写志愿的那个下午。他望着我的表格，喃喃道：清华大学，离我多么遥远！
我回答说，即使遥远，我们还是要经常见面,对吧？
我没有看他的报名表格，也没有向他打听到底报考了哪所学校。我曾听说他报考了外地的大学。那所学校在北京的录取分数低很多，报考该校对他而言原本是里所应当的。
而他却报考了清华，不惜牺牲本科的学历。我无法确认他的动机到底是什么。我想，即使是他自己，可能也是无法说清的吧。
于是，我们来到同一个学校。而且，我们住在同一座宿舍楼里，他住一层，我住四层。我和伟一同在图书馆新馆自习；一同在十四或十五食堂吃饭；周末一同回家，每周五下午政治学习时一同逃学，去圆明园里骑车乱逛。那时圆明园只有正门两侧有院墙，而园子后面则农舍混杂，并没有明显的界线。我们每次都是从那些农舍间推着车子溜进公园，终于有一次被戴红色袖章的管理人员抓到，一共罚了三十五元钱，十五元因为在园内骑车，二十元因为没有买门票。在当时，这是很大的一笔钱，我在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买的卡彭特的美国原版密纹唱片也只不过二十多元一张。
我们一气之下决定不再去圆明园了。恰逢学校开始实行大小礼拜制，原来周六早晨的《金属工艺学实习》全部调到了周五上午。这样我便开始提前享受双休制了。伟是专科生，他周六原本就是没有课的。所以我们把回家时间提早到周五下午。我和伟从来不在周末的时候出来乱转，因为周末我呆在家里，帮助父亲做些杂物。自从我搬到学校，我开始觉得，父亲日复一日的衰老。其实，父亲的衰老早就开始了，也没有因为我的搬走而明显加快，只不过每周见一次面使我真正注意到了这衰老的过程。
我和伟仍旧骑车去公园里闲逛，不过时间改到周三或周四的傍晚，地点也改到卧佛寺。时值晚春初夏，卧佛寺的黄昏出奇的甜逸幽静，环抱的群山透着难以形容的灵气。公园门口的守门人不似圆明园的人那么嚣张，我们不久便和他们浑熟了，不但被免掉了门票，在公园里骑车也不再受任何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