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ve的实验室远离彭教授的办公室和组里其他学生的实验室。所以我并不经常见到阿文，除了每周一次的实验室例会，或是其他什么特殊的实验室聚会和聚餐。不过每次有这样的活动，都是阿文来传信的。我不知道以往是不是也由他来传信。不过Steve一般不参加除了例会以外的任何聚会，因为在那里，他反而成为少数民族。
我虽然听得懂他们的谈话，相貌也非常类似，但仍然是少数民族。而且我比他们贫困，负担不起上餐馆或是咖啡馆的开销，所以也是不参加这类聚会的。
因此，阿文总是兴致勃勃而来，垂头丧气而去。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在乎Steve和我去不去参加聚会，不过，他低落的情绪却总是暗自激荡起我内心的一丝快意。我不太明白自己了。
其实，即使是那些我们的确参加了的实验室例会，也并没有任何与我相关的新闻或是论文。我并不关心课题的发展，我甚至不希望Steve如期在明年春天答辩，我希望到后年五月毕业前能够一直拥有这份工作。
后年五月。还有二十五个月。仿佛实在是太久远太漫长了。漫长得如同喷气客机在高远湛蓝的天空里留下的白线，只会慢慢变浅，变淡，却总是看不到终点。
这里的天空很繁忙，如此的白线网罗交织。我寻找伸向西方的一支。我幻想它跨过茫茫的大洋，到达那座我曾经生长的城市。
我却不见白线的尽头，只见它安静地扩散开来，随后就自然而然地消失在姿态万千的云里。
庞大的喷气式客机留下的痕迹竟然如此的悄无声息。不若火车开过时，由于离得近，声势就显得特别浩大。虽然浩大，却很短暂。
很多夜，我梦到古观象台和那下面缓缓开过的列车。醒后才忆起，从我家的凉台或是楼顶，已经看不到那景色了。
五月。白雪消融。
我惊讶地发现，白雪下面的草坪竟然一片油绿。原来，那草坪从不曾枯萎，只是一直被白雪覆盖着，我便理所当然地把它想象成枯黄的样子了。
冬季学期结束了，春季学期立刻开始。我的成绩非常优异，工作也依然顺利。我的心情终于有些好象这生机勃勃的季节了。
我的住处也越发变得小康–犹太房东卖给我一台二十寸的彩电，是镶在巨大的木质盒子里的那种。虽然它的年龄和我不相上下，但图案和声音都很清晰，热心的老太太还帮我把她家的有线电视线路接到地下室。我的生活比以往丰富多彩了。
最令我兴奋不已的，是有线电视台里的国际频道，每天夜里转播四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其中包括半个小时的中央四台新闻联播。
发现中央四台节目的那夜，我趴在床头如痴如醉地观赏了一夜以往从来不愿留意的纪录片。当我再一次听到中央台天气预报的背景音乐时，差点儿激动得流下眼泪。
安阿伯的春天竟然同北京的春天一样短暂。但从不见北京那样的黄沙满天。
何况，这里满街的桃花梨花。所以，我有些喜欢这个春天了。
阿文却痛恨这季节。春天空气里特有的芬芳使他过敏。从NBC的女播音员郑重其事地宣布春天来了的那天起，他便开始不停地打喷嚏，涕泪横流，昼夜如此，苦不堪言。
我并没有昼夜陪伴他，我们只是在每周的例会上见面，但从他充血的双眼，疲惫的神态和马拉松似的喷嚏，我判断他应该是时刻被空气里的花粉所折磨的。
然而，我是喜欢这特有的春天的味道的。尤其是在傍晚，天色黑下来的时候，我会为了这温柔的气息而放慢脚步，在屋外故意多耽搁些时间的。可见，我和阿文的确是不同的。
然而花粉过敏并没有妨碍阿文到Steve的实验室预报各种会议的消息，他由远而近的喷嚏声往往提前报告着他的到来。
7
六月的一个暖洋洋的下午。实验室的窗外一片阳光明媚，而室内矫枉过正的空调反而让人觉得有些寒冷了。
我和Steve默然地面对着张牙舞爪的汽车支架，从容地反复着我们一如既往的测试。
Steve是个非常安静腼腆的人，他不若我所接触的其他美国人那样，总是主动搜寻一些关于中国的问题，向我表达一下他们对那个遥远而神秘的东方国度的兴趣，尽管很多时候，我清晰地知道他们并不真正关心我的答案。
大多数美国人其实对别人的文化并不真正感兴趣。就象我的第一位房东，他不关心中国和日本有什么区别，也不真正关心中国人到底知不知道电视是什么。当他偶尔表示关心的时候，只不过是想表现一下他身为美国人的优越感。
然而Steve从来没有问过我关于中国的问题，于是他也就从来未曾向我表现过身为美国人的优越感。我们从来都是默默地进行着手里的工作，对话减少到最低限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