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乐乡的冷气渐渐不管用，因为人体的热量，随着大家的奋亢、激动，以及酒精的燃烧，愈升愈高。在这繁华喧闹的掩蔽下，在我们这个琥珀色的新窝巢中，我们分成一堆堆，一对对，交头接耳，互相急切地倾吐，交换一些不足与外人道的秘密。在这个中秋夜，大家从四面八方奔来聚在这个地下室里，不分老少、不分贵贱，骤然间，混成了一体，纵使还有个人深藏不露的苦痛、忧伤、哀愁、憾恨，也让集体的笑语、戏谑、颠狂，以及杨三郎那一声紧似一声的电子琴一下子淹盖下去。杨三郎扬起头，他那张带着黑眼镜的沧桑斑斑脸上，又漾起了一抹茫然的笑容来。他换上配音，奏出了他在日据时代亲自谱写的一曲“台北桥勃露斯”。
5
一二五巷里的霓虹灯已经熄灭，饭馆酒店开始打烊了。只有梅苑门口那几只西瓜大的灯笼，一个个晕红的，还悬在那里。到底是中秋了，到了半夜，巷子里起了一阵带着凉意的微风，吹得那些晕红的灯笼来回地摆荡。最后一批吃宵夜的客人，刚从梅苑走出来，坐上计程车，驶出了巷口，于是一二五巷，便渐渐沉寂下来。骤然间，从巷口凤城酒店的楼头，一轮满月，涌了出来，光亮夺目，大得惊人。有许多年了，我没有注意过中秋夜的月亮。没想到竟是如此庞大，如此灿烂，好象一盏大探照灯，高悬巷口一般。自从那年母亲出走后，我们家里便没有过过中秋。从前母亲在家时，每逢中秋，她都要拜月娘的。到了晚上，月亮升到中天，母亲就领了弟娃跟我到后院天井里去烧香，母亲独自伏身上香拜月。我跟弟娃就去抓供桌上掬水轩的五仁月饼来吃。父亲从来不到天井里来，等到母亲拜完月亮，就切一碟月饼给父亲送进去。只有那一年例外，那是母亲在家最后的一个中秋，父亲却破例到后院去参加我们一起赏月。那年中秋，父亲的合作社关双饷，我们的月饼也每人多加了一枚，一枚五仁，外加一枚豆蓉的。那晚的月亮分外光明，照得我们天井里的水泥地都发了白，照得母亲那匹黑缎似的长发披在背上耀耀发光，照得弟娃两个玉白的膀子镀上了一层清辉。父亲那晚兴致特高，替我跟弟娃两人，一人做了一只柚子灯。没想到父亲那双青筋叠暴，瘤瘤节节的巨掌，做起柚子灯来，竟那般灵巧，几下便把柚子心剥了出来，而柚子壳却丝毫无损。他用一柄水果尖刀，极其用心地把柚子壳镂刻出两个人面来，鼻眼分明。弟娃那只嘴巴正左边我那只歪右边，两只柚子灯，圆孔圆脸，歪着嘴笑嘻嘻的。我们把红蜡烛点上，插进柚子灯里，挂到屋檐下，亮黄的烛火，便从柚子灯的眼里嘴里射了出来。月到中天时，母亲点上了香，对天喃喃祝祷一番，拜罢便坐到她那张竹椅上去，把弟娃抱进了怀里，轻拍着他的背，哄他睡觉。弟娃已经吃了一只半月饼，他的头伏在母亲的胸房上，打了两个饱嗝，张着嘴，满足的蒙然睡去。父亲在天井里背着手，踱过来，踱过去，一个晚上，也没有开过口。他走到那两盏柚子灯下，抬起花白的头，端详了半天，突然间自言自语说道：
“我们四川的柚子，比这个大多了。”
我走到巷口，仰头望去，月光象—盆冷水，迎面泼下来，浇了我一身，我一连打了几个寒噤，身上的汗毛不禁都张了开来。
6
我在西门町南洋百货公司门口，遇见了吴敏。我到南洋去要内衣裤，我的汗背心都穿洞了，内裤的松紧带也失去了弹性，晾在晒台上，破破烂烂，垮兮兮的，阿巴桑认为有观瞻，并且威胁要收去当抹布。南洋百货公司秋季大减价三天，门口挂了大红条子：衬衫睡衣内裤一律七折。吴敏见了我，吞吞吐吐周身不自然起来。我发觉在他身边，跟着一个中年男人。那个男人约莫五十上下，剃着个青亮的光头，全身瘦得皮包骨，一脸苍白，额上的青筋，却根根暴起，一双眼睛深坑了下去，散涣无神，眼塘子两片乌青，好象久病初愈一般，神情萎顿。他身上穿了件泛黄的白衬衫，衬衫领磨破了，起了毛。一条宽松的黑裤子系在身上，晃荡晃荡的。足上一双黑胶鞋，一只的鞋尖都开了口。
“阿青——”吴敏强笑着招呼我道。
“你到哪里去？”我在南洋百货公司门口停了下来。
“我也到南洋来买点东西——”吴敏迟疑了一下，才介绍他身边那个病容满面的中年男人。
“阿青，这是我父亲。”
我赶忙点头招呼道：
“伯父。”
吴敏父亲羞怯地笑了一下，却望着吴敏，好象在等他代答些什么话，解除困窘似的。吴敏没有作声，推开南洋百货公司的大门，径自走了进去。他父亲跟在他身后也走到里面。进去后吴敏先到衬衫部，那边柜台上，摊满了清货大减价的衬衫，拣便宜的顾客都围在那里，一阵翻腾。吴敏也挤了进去，抓了两件出来，一件蓝的，一件灰的，转身问他父亲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