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了假，带着弟娃，到乡下来吧。”
那两只蕃鸭仔，一个秋天，却长大了，一黑一白，闪亮的羽毛，鲜红的肉冠子，见了人便会摇着屁股呷呷的虚张声势。我们叫它们阿黑阿白。饲喂那两只蕃鸭，便变成了我跟弟娃两人每天的大事。我们常到舒兰街那条小河边去挖蚯蚓，河边泥土肥沃，蚯蚓根根有小指那么粗。我们挖满了一只洋铁罐回来，喂得两只蕃鸭肉叽叽的，肥得屁股都快缒到了地上。到了过年，父亲把两只鸭子捉来，一刀一个，两只的头都剁掉了。父亲嫌那两只蕃鸭屙得天井里到处的鸭粪，奇臭难闻，招来许多苍蝇，而且去年过年，父亲又没有钱多加年菜。两只鸭子，阿黑拿来炖汤，阿白香酥。父亲把香酥鸭腿子，一只挟给我，一只给弟娃，自己却啃着鸭颈子下酒。我倒吃得很开胃，弟娃却白着脸，鸭腿子碰都没有碰。父亲问他，他推说肚子不舒服。我知道，他心疼他的阿白，吃不下去。饭后我悄悄对他说：
“傻子，有什么好难过的。暑假我们去桃园，再向阿婆要两只蕃鸭仔来养就是了，替你去选只白的，好不好？”
我跟弟娃始终没有去成桃园。我想如果我带小弟去外婆家，住几天大概是不成问题的。我可以帮着大舅赶鸭子，小弟呢，跟着外婆吴好妹去捡鸭蛋，大概总还行的吧。
“丽月姐，怎么样？房租交清了，这下你不赶我们走了吧？”
回到锦州街，第一件事便是拿一百元给丽月，把尾数缴清。我知道丽月的脾气，她对我和小玉虽然大方，房租却是不许久欠的。丽月正在房里跟阿巴桑两人商讨什么事情，她接过我的钞票，却对我说道：
“你坐下来，阿青。”
“丽月姐，我也上班了，”我坐下来笑道，“在银马车，我这个班一个月还不及你一夜晚的出差费呢。”
“阿青，”丽月抽了一口烟，缓缓说道，“今天下午，你那个疯仔出了事。”
“出了什么事？”我急问道。
“他把我们小强尼弄伤啦！”阿巴桑抢着说道。
“是这样子的，”丽月解释道，“下午他跟小强尼两人抢球，他推了小强尼一把，小强尼一跤磕到桌子角上，把一颗门牙磕掉了——”
“可怜啊，一嘴的血！”阿巴桑指着嘴巴比划道。
“该死！等我去揍他！”我叫道。
“我早就打了他一顿屁股了，”阿巴桑忿忿然，“那个痴仔，还笑呢！”
我站起来，要往自己房间走，丽月却叫住我道：
“你不必去了，我已经把他送走了。”
我一下愣住，瞪着丽月没有出声。
“送走了？送到哪里去了？”半响，我责问道，我的声音有点颤抖起来。
“警察来了——”阿巴桑插嘴道。
“警察局派了一部车子来，把他带走了，”丽月说道，她又加了一句，“走了算了，也给你省麻烦——”
“你们凭什么叫警察？”我突然大声喝道，我感到一阵急怒，“你们把我的小弟弄到哪里去了？”
“你也疯啦！”丽月叫了起来。
“我去找他，”我把手上那袋粟子蛋糕往桌上一掷，气冲冲地叫道：“找不到，我要你们负责——”
我在中山北路上一直奔走下去，迎面疾风，还夹着阵阵乱雨点。台风的风头已经到了。路上没有行人，两旁的荧光灯，紫蒙蒙的，在风雨中发着雾光。我一口气跑到南京东路口的三分局，跟分局门口的值班警察说明来意，他带领我进去，去见里面办公室的一位警官。那位警官四十上下，焦黄干瘦，人却和气。他办公桌上放着一架手提收音机，正在细细地播着京戏。警官知道我来寻人，便拿出一份表格来，要我填写，问我道：
“你找的是你什么人？”
我迟疑了半晌，答道：
“是我的弟弟。”
“什么名字？”
“小弟——”我只好答道．
“我是问他的本名。“
“先生，”我解说道，“我这个弟弟有点毛病——我是说，他的脑筋不太好，象个两三岁的小孩子——”
“嗐，”警官摇手止住我叹道，“我懂了，你是说你弟弟是个白痴？这又是件无头案了。上个月，在圆环附近，我们还抓走一个神经病的女人，她在圆环大街上，赤身露体，蹦蹦跳跳。我们问她姓什么，她自己也说不来—到现在还关在台北精神疗养院，没有人去认领呢。”
“先生，我那小弟弟，送来三分局了吗？”我探问道。
“我们这里没有记录，就是送来了，我们也不会收留。这种案件，普遍会送总局特别处理，分发到几个神经病院去。台北的病院满了，有时还会送到新竹、桃园去呢——”
警官说着，却突然停下来，全神贯注地聆听起来，他桌上收音机正在报告台风消息：强烈台风爱美丽今晨零时已推进至北纬二四度，东经一二四度，以每小时十公里的风速向台湾北端进袭——
“老弟，”警官严肃地对我说道，“爱美丽快登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