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着倒了一杯酒也要去灌春福，两个人正扭成一团，难分难解，春福却突然间抬起头叫道：
“你看，小玉，山东佬来了！”
“在哪里？”小玉霍然立起身来，手里的杯子琅铛一声跌到桌上，溅得一桌子的酒，两头乱张，一脸惊惶。小玉母亲却赶了过来，猛推了春福一把，叱道：
“死郎，你骗我们玉仔做什么？”
她转过身去拍看小玉的背说道：
“莫怕，玉仔，他来了又怎的？他又不是阎王？他敢动你一根头发，阿母跟他拚命！”
“莫要紧，莫要紧，”火旺伯也插嘴叫道，“玉仔，呷酒，阿公再给你一块猪耳朵。”
小玉坐了下去，一声不响，啃起猪耳朵来。春福在旁边一直向他挤眉眨眼笑。小玉装做没有看见，迳自满满地倒了一盅福寿酒，大口大口地灌了下去。
吃完拜拜，小玉母亲已经喝得七八成了。她扶着小玉的肩膀趔趔趄趄地走回家中。一进门，她便把脚上一双漆金凉鞋踢掉了，身上那件菜青色的绸裙子也卸了下来，里面只穿了一件半透明的黑衬裙，小腹箍得成了两节。她扎头发的手绢松了，几绺乱发掉落到脖子上，给汗浸湿了，一条条垂挂着，她脸上的脂粉老早溶成红白一片。她坐到一张长凳上，张开两只腿子，用手在面上扇了两下。她把小玉拖了过去，按到她身旁，一双泡泡的桃花眼，惺惺忪忪，瞅着小玉，半晌，她用手将小玉额上的汗水抹了一把，撂掉，才叹了一口气，口齿不清地说道：
“玉仔，你知道，你阿母是要你回来的。”
“我知道。”小玉低着头应道。
“那个山来佬，脾气爆，他对你阿母还不错的。有两个钱便拿回家来，而且外面又没有女人。玉仔，你要明白，你阿母现在不比从前，人老了，不中用了一”
小玉一直垂着头，两手撑在凳子上，肩膀拱得高高的。
“其实山东佬对你本来也不错的。也难怪他，你做出那种事来—一”
“阿母，我要走了。”小玉立起身来说道。
“你不在这里过夜么？”小玉母亲也站了起来。
“不了，我在台北还约了人。”
小玉拾起了桌上那包袱便要往大门走去，小玉母亲却一把将包袱攫了过去，她跑到供案那边，将案上供着的两盘红龟镙(??)一共八枚，倒到包袱里，打了两个结才拿去给小玉，挂在他手臂上。我们走出大门，小玉母亲打着赤足又追出了两步，说道：
“下个月七号，他要到台中去两天，我再给你带信吧。阿青，你也—起来玩噢。”
我们上了回台北的公共汽车，我问小玉：
“今晚你不到‘老窝’去报到么？”
“不去，我要到天行去找吴老板。”
“你又去吃回头草。”我笑道。
吴老板在西门町开天行拍卖行，是小玉的老相好，对小玉殷情过一阵子，小玉嫌老吴一嘴烂牙齿，有口臭，便不理他了。
“吃吃回头草有什么关系？”小玉冷笑道，“反正我又不是一匹好马。老吴从前答应要送我一只手表的，我这次去向他要。”
“你专会敲老头子。”我说。
小玉却伸出他的左手，手梗子光光的，他从前戴着老周送给他的那只精工表，常常爱举起手亮给别人看，说：“老周送给我的。”
“我记得我念小学六年级，火旺伯买了一只精工表给春福，春福带到班上，整天把手甩到我脸上说：‘我老爸买给我的。’有一天上体育课，他把手表脱在教室里，我去偷了来，晚上带了一夜，第二天，我把那只表丢到阴沟里，让水冲走了。从那时起，我便一直想要一只精工表。”
公共汽车走到台北大桥上，因为回台北的人多，桥上车辆挤得满满的，公共汽车走得非常迟缓。我伸头到车窗外回首望去，三重镇那边，灯火朦胧，淡水河里也闪着点点的灯光。天上一轮红昏昏的月亮，悬在三重镇那污黑的上空，模模糊糊。我突然记了起来，那次我带弟娃到三重美丽华去看小东宝歌舞团表演，母亲在台上踢着腿子，她那涂满了脂粉的脸上，竟是笑得那般吃力，那般痛苦。那晚我和弟娃乘公共汽车回台北，走到台北大桥上，弟娃伸出头到车窗外，频频往三重那边望去。我握住他的手，他的手心在发冷汗。
“你在看什么，阿青？”小玉问我。
“看月亮。”我说。
24
“五十洋！五十洋谁要？”
我走进公园，莲花池的一角，围了一大堆人，老远就听到我们师傅杨教头放纵的笑声了。杨教头穿了一身亮紫的香港衫，挺胸叠肚，一把扇子唰唰声，开了又合。原始人阿雄仔立在他身后，巨灵一般，一双大手捧住一只鼓胀的纸袋，一把把的零食直往嘴里塞。人堆中央，原来是老龟头站在那里，吆喝着一口湖南土腔，在喊价钱。他身旁，依偎着一小孩子，他正执着孩子的一只手，举得高高的，在淫笑。那个孩子约莫十四五岁，剃着青亮的头皮，一张青白的娃娃脸，罩着一件白粗布汗衫，开着低低的圆领，露出他那细瘦的颈项来。他下面系着一条宽松松洗得泛了白的蓝布裤子，脚上光光的，打着赤足。孩子一颗光头颅东张西望，一迳咧开嘴，朝着众人在憨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