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说着，她那深坑的眼眶突然冒出两行眼泪来，流到她那凹下去的面颊上。我将床头那叠极黄的卫生纸递了两张给她。她接过去，揩了揩面上的泪水，擤了一擤鼻涕，才又倒卧到床上去。隔了半晌，她长长的吁了一口气，叹道：
“你们阿爸，其实他对我，也还不错的。只是，只是——”
她皱起眉头，顺了顺嘴。突然间，她嘴巴一撇，轻佻的笑了起来，问我道：
“怎么啦？老头子还好么？还天天呷酒么？”
“不知道，”我摇了摇头，“我有三个多月没看见他了一 阿母，我也离开家了。”
“是么？是么？”母亲亢奋起来，眨着她那双下陷闪灼的眼睛。随即她却伸出手来，拍了一拍我的手背，点着头，叹道：
“你也跑出来了，阿青。”
“是阿爸赶我出来的，”我说道。
“哦，是么？”
母亲喃喃应道，她的大眼睛默默的注视着我，手搁在我的手背上。一刹那，我感到我跟母亲在某些方面毕竟还是十分相象的。母亲一辈子都在逃亡、流浪、追寻，最后瘫痪在这张堆塞满了发着汗臭的棍被的床上，罩在污黑的账子里，染上了—身的毒，
在等死。我毕竟也是她这具满载着罪孽，染上了恶疾的身体的骨肉，我也步上了她的后生，开始在逃亡，在流浪，在追寻了。那一刻，我竞感到跟母亲十分亲近起来。
“那么，现在只剩下弟娃一个人跟着你阿爸了？”母亲细颤的声音，变得酸楚起来。
“阿母——”我觉得我的喉头好象给塞住了，叫不出声音来了似的。
“阿青，弟娃到底是你的亲骨肉，你对他是要好的——”
“阿母，弟娃死了，”我终于大声说了出来，好象胸中一块淤血，一下子吐了出来似的。母亲呆呆的望着我，似乎没有听懂我的话，“弟娃死了三个多月了，阿母——”
我坐到母亲头边，紧紧执住她那双瘦小的手爪子，我的手心在沁冷汗，我的牙关打着战，我俯下身去，向母亲急切的倾诉起来。我告诉她：弟娃是生肺炎死的。长春路康福医院的吴医生说他是重感冒，只给他打了一针退烧针。第三天，弟娃便昏迷了。他一夜咳嗽，全身烧得滚烫。我们送他到台大医院去急救。他们给他上了氧气，弟娃直着脖子喘了一夜，天亮时，才断的气。断气的时候，是我抱住他的。医院里的人，要把弟娃抬走。我用脚猛踢他们，不准他们碰他。后来阿爸将我拉开，医院里的人，用一块白布把弟娃盖了起来，抬走了。母亲静静的听着，没有作声，我讲完后，我们默默的相对了好一会儿突然间，母亲奋力挣脱了我的手，僵直直的便从床上坐了起来，一只手颤抖抖的指着我，厉声喝道：
“你们把我的白仔害死了！”
“阿母。”我立起了身来。
“肺炎？什么肺炎？我不懂？你们把我的白仔害死了——”
母亲那双深坑的眼睛闪得好象要跳出来了似的，削瘦的脸，扭曲起来，又象哭，又象笑。“我知道，一定是你，你这个黑心的，你把我的白仔害死了，还跑来哄我，告诉我生什么肺炎死的。是你把我的白仔害死的，我要你赔命——”
母亲那双鸡爪似的手握着拳头捶起床来，一面放声悲嚎，一声比一声大，一声比一声惨烈。外面那个老太婆蹬蹬蹬跑了进来，双手乱挥，嚷道：
“疯了！疯了!”
我退了几步，跑出了母亲的房间，跌跌撞撞，从那道幽暗回旋的水泥楼梯，奔了下去，母亲那尖厉的惨嚎，一声声从楼上追逐下来。我逃到房子外面，脚下犹自不停的奔跑着。外面烈日，自得天旋地转，我感到一阵晕眩，冷汗从头上水泻一般；流了下来。我跑了一段路，才停下来，喘着气，回头望去，那碉堡似的水泥楼房，灰秃秃的矗立在烈日的太阳下，墙上布满了一个个小黑洞，好象一座大监狱似的。
7
西门町的野人咖啡室也是我们联络站之一，有的侯小玉、老鼠、吴敏我们几个人要互通消息，便到野人去留一张字条：“八点钟新南阳门口。”“九点半中华路商场二楼吴抄手。”下午四点钟，台北已经给八月的太阳烤得奄奄一息了，我钻进野人的地下室里，每张桌子早坐满了人，三三两两，全是青少年的头颅。他们身上穿着大红大黄，聚在一堆，并成了一朵朵的向日葵。里面灯光昏朦，乳白的冷气烟霭，在浮动着，冷气里充满了辛辣的烟味。那架大唱机正在扩着火爆的摇滚乐，披头四放肆地在喊：
ya–ya–ya—
我觑了半天，发现只有靠冷气机的那一角，有一张台子，是一个人坐着的，我走过去，问道：
“这里有人坐吗？”桌上摆着几只盛冷饮的空杯。
他抬起头，摇了一下。我摘下墨镜，在他对面坐了下来，他指着两只空杯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