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感觉年代很久远一样，其实也就是三十年前），我们村里刚刚实行分田到户政策，家家户户都卯足了劲想要在自己仅有的一亩三分地里刨出个金元宝来，那种干劲和生产队时相比，真是天壤之别。除了要照顾小孩的老人和刚会走的小娃娃，几乎人人都有活干。很多十五六岁的哥哥姐姐就已经是干农活的主力了，我们这一帮七八岁到十二三岁的熊孩子们，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了，也各自承担着比较轻松的农活。放牛喂猪，砍柴割草，种瓜点豆这些基本功是人人都必须掌握的。
印象中，干农活倒不见得是件苦差事。农村的小孩，最大的苦恼不是背课文，不是做应用题，而是整天饥肠辘辘，肚子咕咕叫，就像饿得发慌的老鼠一样，总是绞尽脑汁想找点好吃的。
正是长身体的年龄，除了一碗白饭，三餐不是青菜就是青菜，再不然就是青菜腌成的咸菜和青菜晒成的菜干。有心思的母亲们还会种点红薯芋头给孩子打打牙祭。一个月有那么一两回，赶一趟集，趁一回圩，卖点花生黄豆换一斤咸鱼，半斤橄榄就算是改善伙食了。至于鸡肉和猪肉，那是逢年过节才能吃到的。所以，每年除夕的杀猪过程对于那时的小孩来，那种仪式感和庄严隆重程度，和现在看什么周杰伦、鹿晗演唱会是相差无几的。
记忆中，那叫一个馋啊！
也许是人类对食物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敏感吧，在食物匮乏的年代里，小小年纪的我们竟可以无师自通地开发创造出无数有关吃的花样。
当春节的气息还没有消失殆尽，外面却是春寒料峭，一年中青黄不接的艰难时段开始了，大家正愁着怎么熬过去，然而大自然却总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
野外的大自然是慷慨无私的。
“三月三，早熟梅子过街担”
树上的梅子还没转青，味道又苦又涩，但是抵挡不住馋劲的作祟，不知道哪位吃货前辈学会了咬一口沾一点盐，就着来吃，也能吃出别样的滋味来。
梅子的味道还在嘴里咂摸，新鲜的枇杷已经迎风招展了，表皮的绒毛还没完全褪去，就已经迫不及待塞到嘴里了，有些伙伴还发明了把枇杷核挖出来，再放点酱油，试试味道也相当特别。
不过，梅子和枇杷都是少量的，我们盼望着更多的惊喜。
没多久，大规模成熟的李子就迅速占据了我们的眼帘。
一串串，一簇簇的珍珠李结满了枝丫，翠青的，粉红的，明黄的，淡紫的，晶莹剔透如碧玉赛珍珠，那种果实累累丰收的景象光看着就美得升天一般。
我们再也不用心急火燎地去抢夺，因为漫山遍野到处都有野生的李子树，谁也不着急。
早熟的珍珠李和晚熟的三华李完全不一样，珍珠李个小圆实，表皮光滑，味道酸甜，肉质爽脆。摘下来鲜着吃，酸甜可口；用醋坛子腌上几天，加点辣椒再吃，风味独特；用盐腌上一个星期，放点糖精再放到太阳下暴晒，做成干果，当做零食回味无穷。
四月桃子正赶趟，五月石榴已上妆，我们开始应接不暇了。
六月的柿子还有些干瘪，就早早被摘下来放到田里浸泡，四五天过后就可以尝鲜了。七月的龙眼，还没丰满，只有一层薄薄的果肉，就被无情地摘下来，舔得舌头发麻。
…
野外的大自然就是一个天然的老师，潜移默化中教会了我们许多。
煨红薯，烤花生，炒黄豆，煎蝗虫，有名字的野果，没名字的花朵，只要能塞进肚子的，就没有我们不能吃的。
想想那时我们的生命力真是顽强啊！
我们的铜肠铁胃要经过多少磨炼才能从那些垃圾食物里榨取仅有的营养能量，还要怎样努力才能用这些微薄的营养来应付上学读书，回家干活，还能挤出无穷无尽的精力来调皮捣蛋呢？
最难得的是，既没有肠穿孔，也没有胃溃疡，更没有食物中毒。最严重的就是消化不良闹肚子痛，每次发作，父母都会说：“赶紧去蹲厕所，拉出来就没事了！”还别不信，这个土方子可是百试百灵。
上了初中以后，在语文课本里看到张洁写的《挖荠菜》，讲述了她饿得受不了，偷了地主家的玉米，走投无路被追赶到河里，慌乱中差点被淹死的故事，读起来颇有点感同身受，不禁眼泪汪汪。
乡土作家刘绍棠一篇《榆钱饭》写的是在解放前，榆钱成了穷人的救命稻草，总是能在最困难的时刻给乡亲们填饱肚子，熬过难关。透过文字，对榆钱毫无概念的我不禁对这种奇特的食物产生无限的遐想。
其他的语文课有什么内容，已经完全失忆了，唯独这两篇有关吃的文章记忆犹新，也许和我的馋劲有些关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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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的十几条村庄渐渐出现在眼前了，山间和田野还有劳作的村民，到处都在搞清洁大扫除，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习惯就是干干净净迎新春。远山依然青绿，层层的梯田中间堆满了过冬用的草垛子，山路旁的那条小河流淌了千年，河水依然那么清澈。河滩上几头无人看管的牛犊在悠闲地吃草，袅袅升起的炊烟夹杂着一股清冽的味道，那是我从小就熟悉的味道。一种莫名的激动让我眼里溢满了泪水，眼前一片模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