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小杰
注：本文又名《阿澜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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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姓夏，却在冬天出生，所以叫做夏冬。
我喜欢山。我喜欢爬上高的地方。
不仅仅因为蹬高可以远眺，其实坐飞机看得更远。我喜欢的，是那种眼前一片开阔，轻轻一抬脚，就可以毫无阻拦地坠下去了的感觉。只有这种时候，我才拥有彻底的自由，走或者飞，生或者死，任我选择。
很小的时候，我爬上我家阳台的护栏，试着张开双臂，仰起头努力呼吸。虽然那个阳台只有三层楼高，可那时，楼前没有烦闹的二环路，也没有邻此及彼的高楼大厦；那时护城河边还爬满野草和荆棘，夏天还听得见满耳的蛙鸣。
那时北京的天还很蓝很蓝。
身后父母的争吵嘎然而止，转而变作惊呼。我任由他们把我从护栏上拽下来，最后看一眼远处薄雾笼罩着的古观象台和那下面缓缓驶过的列车，平静地等待着父亲的巴掌落到屁股上，声音虽然响，却不很疼。
终于有一次，我长久地站在护栏上，父母只顾着争吵，没人注意到我。
那次，我自己从护栏上爬下来。第二天，母亲就搬走了。我早晨醒过来的时候，见到父亲独自坐在我床边叹气。那天我的泪水湿透了整面枕巾。其实我从未曾见到过母亲离去时的样子，可心里却顽固地停留着一个画面：我坐在楼门前的台阶上望着母亲的背影大哭，母亲听见哭声，回过头向我挥挥手，却没有停下脚步。
从那以后很长时间，我的生活里只有父亲，他再没打过我。从那以后，我也曾爬上阳台的护栏，却未曾再被他看到过。
小学一年级那年，我生了一场大病，或许应该说，我开始生一场大病。大人们把它称作心肌炎。父亲为此忧心忡忡一直到我长大成人，可是我的记忆里却并没有什么特别疼痛或不适的感觉。我只记得我突然打不过和我年纪相仿的男孩子了。他们轻易便将我压在身下，抢走我的玩具冲锋枪或是塑料宝剑。我奋起直追，可他们总是越跑越远，我却越来越透不过气，直至眼前变作白茫茫一片。
生病后我一周只上两天学。上学路上，我坐在父亲自行车的后架上。不分寒暑。
同学们远远看见了，纷纷去向班主任老师报告，说夏冬的父亲骑车带人，不遵纪守法。
于是我开始痛恨学校而宁可躲在家里。直到上初中的时候，我拥有了自己的自行车。我才开始不再惧怕上学了。
独自在家的时间，我便一个人在屋里闲逛。父亲上班时把门反锁了，我是出不去的。可能是那段时间闷得狠了，数年后，当我从新获得了自由，就没原则地接受所有愿意接纳我的人。为此付出的代价令我苦不堪言。
我在家里闲逛的时候翻遍了房间的每一个角落。这是一座六十年代初期修建的家属宿舍楼，到我有记忆的年代，经历了十几年的风雨，竟也有些破旧不堪了。尤其是厕所和厨房。很多处的墙皮已经剥落，墙角有限的空间里堆放着无限的废弃了的杂物。这便是我的”儿童游乐场”了，我研究并临时保管过其中每一件可以转移到我床底下的东西，比如一个破裂的木制镜框，一捆生锈的毛衣针，几根已经弯曲的自行车车条，还有很长一段打着补丁的自行车内胎。这些东西一般会在床下停留半年左右，然后就没了踪影。
然而有一件东西却得到了我长期的特别关照。那是一本极其破旧的日记本，封面上是个手握《毛主席语录》，两眼炯炯有神的”红小兵”。我把它藏在枕头一侧的褥子底下。自从父母离异，我就一直自己负责自己的床铺，所以过了很多年，直到我上大学离开家，父亲也未曾发现过它。
自从见到它的第一眼，我就确信它不该属于我家。也正因为如此，它才使我”一见钟情”。
这个本子一点儿也不精美，远比不上当时在街上随处可见的那种印着风景照的塑料封皮的笔记本，而且，这本子的最后几页连带着封底已经被撕掉了。可我还是一直珍藏着它，珍藏了很多很多年。
我想，是那些干净漂亮的字体吸引了我。
当时我只零星识得其中的一两个字。可这并不重要。我欣赏这些字，是因为它们的样子，不是因为它们的真正含义。
这些文字的形状的确带给我至关重要的影响，因为到后来，我的字体竟然也和这本子上的字体如出一辙。甚至有一次，当一个同学偶尔见到并翻开这本子的时候，居然误认为是我的日记。其实这并不奇怪，因为在很多个停电的雨夜，窗外淅沥的雨声和窗前摇曳的烛光，也时常令我怀疑眼前这些文字是否真是我自己所为。我想我是迷信的，因为有时，我是相信前世和来生的。
这本子的主人应该叫做澜，因为日记里其他人是这样称呼她的。当我从字典上察到澜字的字音时，我断定这是女孩子的日记，心里很是失望，以至于几乎把它丢弃了。那个年纪的男孩子似乎只关心男人的故事，对女人的故事不屑一顾。后来，它就一直被遗忘在床板上，伴随着一摞很多年前某个春节母亲剪的剪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