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学前的一周终于过去了。
大一的新生们真正迎来了他们在这座大学里的第一天。
于雷的笔记本里存着这个学期的课表，是从学校教务部的选课系统上DOWN下来的。星期一有三节课，上午一二节是法学概论，三四节是宪法，晚上十一、十二节是中国哲学史。于雷第一眼看见这门课的时候就下定决心，哪怕硬着头皮也要上。到底是一种什么心情促使他选这门课的呢?于雷也说不太清楚，但肯定跟蓝色牛仔裤和冯友兰有关。
法学概论是个老头讲的，满口都是马克思的经典语录和对时下古典自由盛行的批判。于雷对他印象很不好，觉得他是属于脑子被革命热情给烧坏的那种(后来他听说老头是法学院著名的四大法盲之一)。但是，人家陈独秀都能和辜鸿铭在一个学校里讲学，他于雷又凭什么对教授挑三拣四呢?
在革命时期讲非是一种言论自由，在市场时期讲也是一种言论自由。于雷对自己的这个想法很满意，于是在笔记本上写了下来，这是他在法学概论课上记的除了考试范围之外唯一的一句话。
宪法课是一个长得很象出租车司机(北京的出租车)的中青年男教授讲的。教授一上来就把自己的一部新著指定为教科书，并且告诉大家了一个好消息——他已经从出版社要了120本过来，价钱比市场价便宜五块钱。于雷在看了那本书以后很怀疑它的“市场”在什么地方。
而命运的一课终于在周一晚间七点十分到来了。
于雷下午去洗了个澡，换了身他最喜欢的衣服，浑身香喷喷地、悠哉游哉地晃到教室门口。
刚进教室于雷就觉得上帝拿着把大榔头照着自己胸口就是一下。
蓝牛仔裤，哦，现在已经更正为米白色休闲裤正挎着书包，站在教室最后一排的座位旁边，呆呆地朝黑板看了一会，往右横跨两步坐了下来。他今天穿着一件白色的短袖衬衣(白得出奇，把人的眼睛都闪得发花)，斜挎着一个比裤子颜色稍暗的帆布包，显得英气逼人。
当然了，这个人就是陈可。
其实用英气这个词形容他并不合适，只有不熟悉他的人才会因为他挺拔的身躯而误用这两个字。
要是你看过他们两个走在一起的话，就会立刻发现陈可和于雷的不同。于雷走路的时候和他父亲很象，腰背挺地笔直，眼睛锐利地直视前方，双臂恰到好处地自然摆动，每一步都踩地结结实实。而陈可则不然，他有的时候好象脚底装了弹簧，虽然是走路，却让人感觉一跳一跳的;而有的时候又象是被地心引力给粘住了似的，在街上拖拖拉拉;他的眼神也总是闪烁不定，在道路安全比较好的街上常常处于放空的状态;最好玩的是他只要走得稍微快一点，身体的重心就会在两条腿上微微地来回交换——要是你看过跛子走路的话就知道我是什么意思，当然陈可绝没有那么严重——于雷常常跟在他后面欣赏这幅惹人怜爱的景象，恨不得过去抱着他走。
陈可在最后一排的第二个座位上坐下，尽管前面几排还有很多空座，但他仍然安于这个地方。他把书包放在左边的座位上，从里面拿出自己的笔记本和纸。
这时有人要往里面走，陈可站了起来。当来者擦着陈可的身体正面经过时，陈可忽然认出了他——于雷。于雷穿着粉红色的衬衫和米白色的休闲裤，脚上的大头皮鞋比裤子略略偏红一点，从下半身看过去两个人几乎没有任何区别，甚至连鞋带的系法都是一样的。陈可闻到了于雷身上混杂着浴液、洗发水和年轻男生体味的淡淡的香，他觉得这个味道正符合自己关于于雷的想象。
陈可觉得自己心跳得厉害，他既有些兴奋，又有些害怕。他很怕于雷象上次那样什么话都不说就走掉了，那样就会使陈可更加确信自己是个不可能引起他注意的人。
好在，于雷终于开口说话了。
9、 画外音
我是在那个学期开始的时候认识于雷和陈可的，当时他们还都只是大一的孩子——尽管他们都英俊而挺拔，但在我看来，确实还是孩子。
我本来一直对西方哲学比较感兴趣，但那个学期却选了中国哲学史，因为一来我认识那门课的助教，二来我知道那个老师虽不受欢迎，但课上得是极好的。
在我踏进教室的一刹那，就发现了他们两个。并非我色迷心窍，要知道，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足以吸引这个房间里所有的眼球，更何况是一对?我当时就把他们认定是一对。所谓“y.i.n者见y.i.n”么，看到这样漂亮的两个男生坐在一起，一个对同性恋持肯定态度的人——比如我，是不可能不往那个方向联想的。
我便在他们前面一排坐下，想听听他们说什么。
还有五分钟上课，我听见一个男生(就是于雷)问另一个男生(当然是陈可)：“这是上中国哲学史的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