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阳母亲就问：“儿媳妇是谁？”
靳阳一冲动，当时就差点说出来，可是话到嘴边却突然感觉到一丝不安，让母亲知道他儿媳妇是个男的估计会把自己绑起来送到精神病院，转过念头回答说：“肯定是个美女。”
靳阳以为母亲会就此罢休，没想到从此“对象是谁”成了母子两人对话的开端。比如：
“妈，我那件绣了一只小喜鹊的蓝色衬衫收哪去了？”
“上面的油渍洗不掉，我就拿去给小狗垫窝了。对了，你那对象是谁啊？”
“我今晚不会来吃饭了。”
“好，是跟你那个女朋友么？”
……
靳阳最终耐不住母亲盘问，在全线崩溃前胡乱编造说：“就是以前那个校花，那个谁谁家女儿，还来过家里，你还给她洗苹果吃，你夸她苹果削得比我好，记得么？”
然后靳阳母亲就在那使劲回忆，是哪个小女孩得到过自己如此夸赞。
事实上，每个来家里做客的女孩都会得到靳阳母亲如此夸奖，每个女孩削的苹果都比靳阳好。靳阳画了个圈，让母亲自己兜去。
【2004年】
火车沿着既定的轨道缓缓滑行，我看着窗外的景色从一闪而过的幻影慢慢变清晰，一种身不由己的感觉油然而生，脑中突然萌生了退意。
前方对我来说并不是布满荆棘，也不是刀山火海，似乎是万劫不复。我觉得越往前走，我能生还的可能性越小。
可能从小跟靳阳到处疯玩的缘故，家里人觉得我一个人在外面，就算人生地不熟也不至于被坑蒙拐骗或者饿死街头。我喜欢给自己一些没来由的自信，就像当年逃课被抓，我就鼓励我自己，那条小路已经不安全，下次我应该在开辟一条新路，等等。
每个人都在为生活挣扎。生活在底层的在挣扎，为一口糊口的饭；生活在上层的也在挣扎，为了更极致的权钱和享受的欲望。我只能抹掉自己的性格，把自己扔进生活中，踏着深深浅浅的未知数往下走。
火车进站。从我的海拔我只能看到形形色色的脸，男的，女的，老的，年轻的，瘦的，胖的。笑着的，沉默的，疲惫的，还有大部分，茫然的。各色表情汇集起来，构成了我对外面世界的第一印象。
自顾自盼间，车站出口弹吉他唱歌的胖胖的男孩突然停下来，直愣愣地盯着我。
我第一反应是摸摸脸，脸上应该没什么异物。周围人群熙攘，我连个站稳的地方都没有。积蓄的满腔激情突然转为不安：初来乍到，我靠什么生存？在泥堆里滚两圈，画个妆，然后也拿个小唢呐卖艺么？
乐器里面我会吹唢呐，是上小学的时候在父亲的逼迫下学的，理由也很简单：邻居亮亮在学二胡了，你也得学个乐器。
我当时还很庆幸，要是亮亮学了木匠，那我是不是得学糊泥瓦。
可同时也很愤懑，什么乐器不好，非得是唢呐，而不是笛子，钢琴，小提琴？最起码填简历特长的时候好看一点。
到现在我填特长要么写“民乐”，要么直接不填，你要是写个会吹唢呐，谁家里有啥红白喜事是不是要把我拉过去热热场子？
母亲说，唢呐是民乐，将来可以进话剧团。我当时不明就里，一想说不定以后可以免费看话剧岂不是快哉？于是就这么愉快地决定了。
我父亲当过兵，参过战，负过伤，退伍多年现在说话依然改不了粗口连篇。但他告诉我，讲粗话得分场合，一般情况下没有恶意的粗话只是表示玩笑或者当时的情绪，而且也并非所有当兵的都喜欢讲粗话。可是从小到大我听他跟别人说话的开头永远是：我操，TM……
颇有高瞻远瞩的父亲永远是我行动的核心。用他的话说：一切行动听指挥，不管愿意不愿意。
于是每天早上六点钟你都会看见两个小男孩分别背着二胡和唢呐，在凄凄的寒风中走向训练班。
身后的父母怀着殷切的希望驻足守候，然后转过身来了一句：太早了，睡个回笼觉去。
这时候肚子开始叫唤。
算了，车到山前必有路。填饱肚子才是当务之急。我迅速钻进附近的饺子店，消灭了半斤饺子。
我是那种怎么吃什么都会胖的身材，所以反正瘦不下来便不再亏待自己的肚子，就算兜里只剩一块钱也要买个油饼送自己最后一程。
吃完饭，胡乱抹了下嘴，喊了声结账，然后一摸口袋，我立马跳了起来
钱包不见了！我搜遍全身，就差把鞋脱下来翻一遍，确定陪了我三年高中生涯的钱包已经离我而去。
我反应比较快，几乎是同时，很淡定地坐了下来，假装再品尝碗里的剩汤，其时心里已经急得灵魂出窍。
仔细想了一下，出站的时候检过车票，然后把票放进钱包。钱包要丢，就只可能是从出站口到我吃完饭这段时间。
我看看周围人并不多，要是钱包被偷我肯定能察觉。
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人的画面——那个唱歌的胖男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