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的记忆从宿舍里开始续接。宿舍里只有柱子一个人，周秉昆的东西已经搬走了，只剩下一张空空的床，垃圾和零碎的杂物扔在地上没有收拾。柱子坐在床沿，像个木头人似的一直坐到凌晨，他望着屋子里浓郁的黑暗，觉得自己的人生失败得如此可笑，别人应该都闻所未闻吧。
年少时他不明白人生中那些重大的转折是如何开始的，那些别人眼中的“轰轰烈烈”或者“悲惨凄绝”，身在其中的人是不是都有过充分的准备，去仰望着等待那些神圣而严肃的来临。而此刻他明白自己的人生不过像一堆沙子，只会被污水一粒一粒地浸透，不知不觉，毫无察觉，预料不到，也完全没有挽回的机会，就这么一败涂地。他想起几天前他还在为琐事或沾沾自喜或郁闷伤感，现在看来全都显得世俗而邪恶，他自己终于也被世俗给邪恶地抛弃了。
凌晨的时候他下意识地伸手擦眼角，发觉根本没有眼泪。他站到窗前去张望这个城市的黑夜，宿舍楼只有两层，他只能看到不远处巷子里昏沉沉的路灯，但是懊悔与痛苦又一次气势汹汹地袭来。他曾在北京的雨中站在王芃泽的伞下朦朦胧胧向往过的城市，这四年来被王芃泽当做一种希望执着地倾注在他身上的城市，让他幻想着以后能在这里拿出无穷无尽的礼物回报给王芃泽的城市，在他还是一个寄住在宿舍楼里一无所有的人的时候，就这么突然间站到了遥远的对立面，陌生而可怕。
他还从未想过自己会有走投无路的一天，他一直怀揣着一种捉摸不定的希望，若即若离地围绕着王芃泽。和周秉昆穿上制服去街上催缴税款的时候，他偶尔还会有些虚荣和骄傲，夹杂在关于未来的希望与失望之间。而这一切此刻全都不存在了，他比所见过的任何人都失败，在他们眼中也比任何人都丑陋。他必须考虑自己明天的温饱，他看了一眼桌上的闹钟，不，是今天。
该选择以后去哪里了。他的左臂吊在胸前无法使用，就用右手从床下拿出两个包，把衣服和书装在一个包里，把其他零零碎碎的用品装进另一个包里。他把床单对折了，把被褥包在里面，跪在床上，右手抓紧床单的一角，用牙咬住另一个角，艰难地打了两个结。可是接下来他犯愁了，三件行李，他一只手，怎么拿走呢？
他已经决定了，等到今天有人通知他被开除，他就立刻走，决不带着耻辱在这里作丝毫停留。他宁愿回到西北的山沟里去，接着四年前的自己继续生活下去，只当这四年来的辛苦荣辱是一场梦。不管有多痛苦，不管有多无望，他也不愿再去找王芃泽，他再也无颜面对王芃泽了，王芃泽给了他希望，他却只能让王芃泽失望；以前他曾暗暗抱怨王芃泽不是他真正的希望，而现在的他又能给谁以任何希望呢。想到这里，他忍不住又要流眼泪，就坐在床沿的木板上，趴在行李上又一次哭了。
黎明的时候，出于一种怯懦的愤怒与一种绝望的期盼，他突然很想给周秉昆打个电话。他不知道自己有什么话要说，但是他想听听周秉昆能够说些什么。他下了楼，天色还没有完全亮起。他小跑着出了税务局的大门，用路边的公用电话打到了周秉昆的家里。
接电话的是周秉昆的妈妈，不冷不热地“喂”了一声。柱子紧张地问：“周秉昆在家么？”电话那头停顿了一下，似乎有人在小声地跟另一个人说：“是王玉柱。”然后周秉昆的妈妈声音冷冷地问道：“请问你是王玉柱么？”柱子回答：“是。”周秉昆的妈妈立刻说道：“请你不要再找周秉昆了。我们也不会让周秉昆和你这样的人交往。”话音一落，电话也“啪”一声挂断了。
柱子感到脊背发寒，忍了半天才忍住气愤，又小跑着回宿舍，一路上唯恐被人看见。
上午过了上班时间后柱子去找贺主任。贺主任让他坐，柱子不坐，站在贺主任的办公桌前问我应该去找谁问消息。贺主任看着柱子裹了石膏的左臂挂在胸前像个残疾人似的，似乎有些同情，就笑了笑说还要找谁问呀，那就我来通知你好了。
贺主任问柱子：“你上大学的时候是不是和一个姓沙的老师经常来往？”
柱子回答：“是。”
贺主任又问：“那天晚上看那种片子的时候，你是不是和周秉昆一起去的？”
柱子回答：“是。”
贺主任笑了笑，说：“那就对了，派出所一个一个通知到单位了。你做的事情给局里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同时也影响了周秉昆的前途，他的爸爸妈妈很生气。所以领导们考虑到大局，做出的处罚结果是开除，即刻生效，也就是说，从现在起你就不用上班了。宿舍你可以再住两天，两天之后也要收回。”
本以为自己已经做了足够的心理准备，可真的面临这样的时刻，柱子还是感到眼眶要湿了，说话的声音也有些哽咽，倔强对贺主任说：“宿舍我也用不着了，我待会儿就要走。”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