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摇摇头，没想到身子一晃，差点摔倒。
龙斌眼疾手快，一把就架住我的肩膀，双手抱住了我，我顺势也就抱住了他。
“心里…很难受…是么？”他双手架在我的腋窝下面紧紧地抱住我，语气关切温和，完全没有一丝今晚酒桌上说话的那种轻松调侃。
“对不起…”我竟然脱口而出，恍惚中我把他当做陈国志了。
“什么？说啥…对不起啊？”
他很诧异，但仍然轻轻地拍打着我的后背：“没事…啊…没事…”
多么熟悉的场景，和陈国志平时哄我一模一样。
嘴巴一裂，憋了好久的眼泪终于流了下来。
…
活着，真不容易
星期二早上。
连续上了两节课，我刚回到办公室。
和我搭档的英语老师小娟，一个刚毕业不到两年的小姑娘，虽然也是本地人，但人品不错。她一脸凝重地悄悄把我拉到一边：“寇老师，校长要见你。”
心里咯噔了一下，一种不祥之感瞬间涌上来。
“不会吧？什么事—”
“我也不清楚，但是凭感觉应该不是好事。”
我心里直打鼓，自从来到这间垃圾学校，过得真的是没有一天舒心的。领导层对老师的控制打压（行为和思想）几乎无处不在，只要老师稍有点不满甚至有点自己不同的想法被上面知道了（一个大办公室有二十人左右，中间遍布着这样那样的中层领导、小人、爪牙、狗腿子），没多久就会被上面找去谈话劝诫。
我本来就是个性格比较直率的人，脸上藏不住事，碰了不少壁。在深圳经过陈国志几年的调教和影响已经好了很多了，面对着如此恶劣的工作环境，只能敢怒不敢言。
离开深圳，离开陈国志的日子，我一度伤心欲绝，强忍着伤痛辗转流落珠三角各个大小城市。不知道为什么，每一份工作都很难坚持下去，除了在学校做临时代课老师，陆陆续续还做过健身销售、文案设计、补习社老师、书店校对员、开过小店、摆过地摊…
后来，有一个年纪稍大的朋友见我如此狼狈不堪，很诚恳对我说：“你的舞台在学校，应该到学校去找自己的位置。”
这话，让我反思了很长时间。
于是，兜兜转转我还是回到了学校做了一名教书匠。
一则是因为自己需要一份稳定的收入来维持还算体面的生活。这些因为有陈国志的照顾，我过上了养尊处优的日子。在外颠沛流的经历让我身心俱疲，苦不堪言。
二则是自己除了教书真的没有拿得出手的能力，事实已经证明了，性格单纯的我很难在工作环境复杂的地方生存。
三则珠三角大部分的二三线城市虽然经济上改革开放比较早，但是思想上的开放和包容程度和深圳根本没法相提并论的。
身无长物，在外漂泊，无依无靠，有家不敢回也不能回了，只能咬牙往前走。
既然走投无路了，那就要学会面对现实。人在低檐下，哪能不低头？
所以，我格外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
在学校，我尽量低调，尽量不和同事纠缠，尽量不和领导发生冲突，对于不公平的是是非非尽量回避。
因为，而立之年的我逐渐明白，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不公平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存在的，只是或多或少的问题而已。薛兆丰的经济学就说过：只要有选择标准就会产生不同的歧视。
与其抱怨环境倒不如改变自己，眼前最重要的是多挣一点钱，改善自己和家人的生活。
忐忑不安地敲了敲校长办公室的门，尽管门是打开的。
一眼瞥见校长、教导主任和一个身材矮小，样貌猥琐的中年男人围坐在茶几旁边，一边喝茶一边谈笑风生。
“校长，主任好！”我尽量让自己做到不卑不亢。这是我第一次被叫到校长办公室。当初面试我的并不是眼前的这两位领导，而是另一个主抓语文教学的副主任。
“寇老师，你来了。到这边来坐。”校长发话了。
我没吭声，神情谦恭地走到沙发的另一边坐下。
“这位是横田村的村委书记，他的儿子黄俊杰在你们班…”
教导主任向我介绍。
“哦，你好！”
我冲着那个男人打了声招呼，他神情傲慢地向我点了一下头，算是回礼。
“TMB！什么鸟人啊！”我心里恨恨的嘀咕了一句，脸上却不敢动声色。
“是这样的，黄书记平时工作比较忙，没什么时间看孩子写作业，家里的爷爷奶奶年纪比较大了，也没精力管。看看寇老师能否在下午放学把他留下来写作业，监督一下。”校长还算有点修养。
“如果…他愿意的前提下，当然没问题。”
“他，人很聪明的，一二年级成绩很不错。上了三四年级就差了点，平时我很忙根本没有时间管他，现在上了五年级…想帮他补补课…”
猥琐男人龇着一口大龅黄牙看着我。
天啊！四目相对，终于看清眼前这个人的样貌了：稀疏的头发，外凸的前额，三角眼，塌蒜鼻子，鼻孔外翻，令人不忍直视。
您好，请问天涯一路同行有个文章《傻蛋和傻蛋》您能找来吗？作者叫摆地摊卖小孩儿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