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也笑眯眯地说：“缘分，也一年了吧！”
“嗯！缘分，怎么！瞿老头没来？”孙教授不相信地问道。
方正掩盖地说道：“啊！他有事，我随便出来逛一逛。”
“那好！我们再找个地方，这里人多，乱哄哄的。”孙教授提议道。
出了红色广场大门，他们打了一辆“的”，朝古琴台方向驶去，方正来过这里，也熟悉这里。
孙教授坐在副驾驶室带路，一会儿功夫就到了，五元起步价，孙教授抢着付了。走进古琴台,依然“人满为患”，一对一对都是“同志”。他们好不容易找到一间空位，要了一壶“五峰毛尖”，两人对饮起来。
孙教授无限感慨地叹息：“一晃一年又过去了，我还是“孤家寡人”，上次见到你，我有一种莫名的惆怅、一种莫名的落漠感，说不清的伤感。”他在斟字酌句，尽量能打动方正的心。
“是哦，我也想着你。”方正漫不经心地说。
方正听了孙教授的一片表白，深受感动，他觉得孙教授还记挂着他，可他上次回家后，在网上与他聊过几次后就放下了。也是工作忙，更主要的是怕武汉瞿老爸知道了怪罪他，所以一直克制着，没敢张扬，也没敢往深处想。
孙教授也讲了自己的“同志”经历。那时侯，他是硕士生导师，有一个学生，叫左耀南，湖北孝感人，他们在一块八年了，从20岁到28岁。“八年抗战”，不容易啊，那真是谈得上形影不离，吃、睡，学都在一起。当时，条件允许，与老伴分住，老伴在外地教书,不常来,那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也是最放荡不羁的日子，我们互相满足了对方的一切要求。可惜，前年他出国了，到了丹麦，他来信说，北欧国家、特别是丹麦对“同志”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最开明的国家，他要我以讲学的名义去丹麦定住。
“哪！你呢？”方正问道。
“现在去不了，拖儿带女。我要还年轻10岁，我就去了。”孙教授惋惜地说。
“你干儿子为什么出国？”方正感兴趣地问道。
“说来也巧，他俩兄弟都是这类人，都不想结婚。他又是老大，父母亲逼他先结婚，父子俩见面就吵，不为别的，就为这婚事。”孙教授解释道。
“跟我情况类似，我母亲急，母子俩见面就吵，她帮我找，又请人帮忙，到目前为止，已见过18位大姑娘了，十八罗汉斗悟空哦，我一个个把她们都打败了，我成了孙悟空。”方正苦笑着说。
“这也不是办法，先找一个结婚，又害了别人姑娘。要不找一个“拉拉”，女“同性恋”，同在屋檐下，各吃各的粮，各睡各的床，节假日应付双方父母，扮成一对模范夫妻，也是可取的权宜之计，你说呢！”孙教授出个主意。
“孙教授，你让我茅塞顿开啊！到底是有文化的人，见多识广，这办法好啊！管用。”方正高兴起来，“今天我请孙教授喝酒。”
他们找了－家酒店，一人喝了二瓶啤酒，酒肉穿肠过，话也多了，孙教授面红耳赤地打开话闸子，无所顾忌地谈开了，谈了世界各国的“同志”现状，中国古代“断袖”、“龙阳”之类的故事。吃完晚饭后，他随方正一同打“的”去了宾馆。通过一天的交往，互相又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方正觉得孙教授知识渊博，待人诚恳,为人本分，谈吐得体，让人容易接受。孙教授首先看上了方正的粗壮体魄，阳刚之气，配上他的阴柔之举，这叫做“绝配”，可以“天长地久”。他的学生就是个典型阳刚汉子，虎背熊腰，铁扇似的胸膛，铁锤似的拳头，让人觉得安全、可靠。当然，方正比起他的学生来，稍逊一筹，但也不泛壮硕身躯，健美之体。
第二天，孙教授一早又来了,他们一块吃完早点，方正和孙教授一同到了东湖。武昌离东湖很近,先从磨山植物园开始，这里有秀丽的山水，丰富的植物，别致的园中园和浓郁的楚国风情，各种观赏树种达200多种，在武汉有“绿色宝库”之誉。这里更是花的海洋，花的品种成千上万：梅花、杜鹃花、樱花、兰花、荷花、桂花、月季、海棠、桃花等等为主要代表，仅梅花品种就达200种，梅树、梅桩2万多株，为全国之最。磨山的朱碑亭也值得看一看，孙教授以讲解员身份介绍：朱碑亭位于磨山第一峰顶，背靠楚文化区、北有天然浴场，南有13个各类植物园。是纪念朱德同志为东湖题词的纪念性建筑，1982年兴建，为二层亭廊式建筑。亭上悬挂着郭沫若先生题写的“朱碑亭”匾额，上刻有朱德总司令亲笔题词：东湖暂让西湖好，今后将比西湖强。
占地800多亩的东湖梅园，拥有梅花品种300多个，植梅1万余株。郭沫若留有诗词：且喜东湖春早到，红梅万树一齐开。梅园宾馆是毛主席的“巡宫”，现在，方正和孙教授就在梅园吃午饭，这里特色菜就是毛主席喜欢的“武昌鱼”。两人吃完午饭，去东湖划船了。上了一艘游艇，真有毛主席诗词中“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感觉，两人玩得忘乎所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