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主任，不是……不是他的问题，我说过没有我的同意，不准随便往外借东西。”说着，我冲那个犯人说，“也不说说清楚，怎么就动手了？”
“我吓唬你？瞅你啥球德行，直接关你也简单，仗哪门子势？”老祁得理不饶人地吼叫。
周围一片安静，大家也一直认为贺明与我真的有什么特殊关系。我听出了他话里有话，却只能一旁讪讪地笑着，“是我没交待清，这样，祁主任，让他给你好好做检查。”我实在担心这个炮筒子真点到监狱那一层，那可真的不好办了。
老祁还不罢休，隔着我“严厉”地警告贺明，“不看你平常帮干部做了不少事，轻饶得了你?”
我打着哈哈推他往外走，嘴里不停地说着“怪我怪我”，路过齐林时，向他使个眼色。齐林便走到贺明跟前，低语着什么。临出门前，我扭头看一眼舞台，贺明无力地捧着脑袋蜷缩下去，只把短短的头发和发青的头皮留给世界。
有一种力量不断压抑着汹涌而出的眼泪，不断撑直几乎弯曲的背脊，挺挺腰，我硬生生地离开礼堂。
（三十二）
也许是贺明不顾一切的行为警醒了我，第二天，我就去找监狱长，请求早点安排另外的工作。我一厢情愿地认为，只要不再出现在贺明面前，他也就没了与周围对抗的冲动，就会安安静静地过完剩下的那段时光。
我的态度极为诚恳，从这两个多月来的体会说到演出取得的效果，从和基层同志的学习说到上次意外的教训，从老祁超强的工作水平一直说到文艺队目前状态，总之，我也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反正归结在希望离开文艺队，请组织予以考虑。
监狱长问我想不想继续留在监区工作，表示如果这样可以在职务上做出调整。我坚决地拒绝了，末了，他勉强说那就回机关换个地方吧。
我不在乎去哪里，身处这种饿不死撑不死的单位，哪里也是盯着时针的转动坐吃等死，特别是对我而言。
几天后，也就是文艺队临上省城的前一天，我趁着下班才匆匆进监区，给贺明拿进去出监时该穿的便服。那些衣服是按他平时所说的喜好反复挑选，就象是送亲人远行。
没料到还是碰上了贺明。他正独自坐在值班犯的位置眺望着远处如火的云霞，兀自出神，直至我走上台阶才恍然看到，他竟慌乱地站起用手搓着裤腿，“你进来了？”
夕阳打在他有些削瘦的脸上，这是他上次离开办公室后我们之间的第一句话。
我不敢停留，用力挺了挺后背从他身边走过，怕被这场景击碎脆弱的外壳，让那些软弱的东西倾刻流淌出来。
“谢谢……谢谢你给我说……说情。”他在后面继续说，“还有，那天我说的……狗屁话你别放在心上。”
伸在裤兜里的手用力掐住大腿，我才能不让身体晃动。回头，我没有迎向他的目光，只是盯着垂在腿边的手，“回家好好跟父母……还有小玲过日子，把这儿的一切都忘了吧。”
不论他是怎样想的，是怨恨之后的平和，还是阵痛之后的麻木，我只希望离开监狱，他对我对此地不再有任何记忆。
重新上班，我被安排到工会这样无比清闲的科室，也许对很多人来说算是不错的选择。
再次接到齐林的电话已经是一个星期后的事情。我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结束了汇演，什么时候解散了队伍，监狱里后勤与一线的距离就这样大，只要愿意，彼此的那些人那些事几乎可以互不牵扯。只是在贺明走的那天，我站在办公室临街的窗边张望了许久，监狱通往市里的车辆穿流不息，他一定坐在其中的某一辆上，在监狱大门淡出视线的一刹那，他是不是会有片刻的回头？
齐林笑着问候我是不是将他已经忘到了九霄云外，说晚上请我喝酒，还没等我答应，那边也响起一阵忙音。
我没想到他会带我到从不曾进过的酒吧，见我拘束地在昏暗的灯光下东张西望，他笑笑，“别露怯啊，这儿可有我不少朋友。”
不时有衣着光鲜的男男女女与他打着招呼，他大方地介绍说我是他的老师，弄得我只好不断地点头示意。
没过多久，他说：“等我一下。”便径直走到不断有人唱歌的台前拿起了话筒。
“各位，今天我唱首歌啊。哎哎哎，先都别自作多情，不是献给你们的，特意送给我的一位老师。”他说着伸出手掌指向我坐的位置。于是嘘声四起。
“啥时候还老师了”
“小齐改邪归正，准备学点什么四书五经”
齐林没顾上跟他们逗嘴，示意乐队开始。那是我挺熟悉的《朋友别哭》：
有没有一扇窗能让你不绝望
看一看花花世界原来像梦一场
有人哭有人笑有人输有人老
到结局还不是一样
有没有一种爱能让你不受伤
这些年堆积多少对你的知心话
什么酒醒不了什么痛忘不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