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尖似乎能感受到他突突跳跃的脉动，咚咚的那么有力那么清晰。我将注视的目光收回，看着窗外的阳光，缓缓地问：“为什么？”
“什么……什么为什么？”
我刚要张嘴，一位女医生叫到，“十七号，贺明。”看到我俩，嘴里嘟哝着什么退了回去。
医生简单问了问有没有昏迷、遗忘等症状，说基本没什么问题。我说既然来了就查一下吧。他似乎有点诧异，想了一下，便让贺明坐下一一检查。
也许是觉得真没什么可担心的，我轻松地站在一旁看医生不停地让贺明转来转去，有时他正过脸来，便冲我调皮地作个鬼脸。
结束出门，贺明靠近我，低声说：“你刚才问为什么，说实话，我就是想体会一下被医生折腾的感觉。呀，有几年了吧？”
再次走进阳光里，贺明又回复到了缄默的状态。
（十一）
车刚到监狱，负责狱内案件侦破的狱侦科长火急火燎地拦住我，一幅如临大敌的模样，说监狱长有事召见。我指指刚下车贺明腕上的手铐，示意得把他送回，科长拉过一个大门口的民警，嘟哝道这算什么事，不知轻重啊？然后对那个民警交待：“去，把他送回严管队，记着啊，不准和外人接触！”
什么？严管队？我忙扯住问：“为什么送严管队？”
“这我不清楚，见了监狱长就明白了。”
贺明也有些吃惊，不过，很快就恢复了自然的神情，咬着嘴唇看了我一眼，被手铐禁锢的双手在身前动了动，然后转身跟那个民警走了。
我第一次为自己的人微言轻自责不已，我可以任人驱使，甚至可以被一些得意忘形的小人随便践踏，所有那些我都能甘心地认作是固守自我，顽冥不化的报应。可是，保护不了贺明，在他血痕未净时给不了他一张安稳休息的床，心里升起的疼痛一阵阵刺得浑身发抖。目不转睛地望着他的背影，直至那道铁门徐徐关上，我才用力跺跺脚，快步往监狱长办公室走去。
一进门，就看见郑科长也坐在里面，烟雾缭绕中，两人的表情都很严肃。
原来不知是谁第一时间将案件告知了驻监检察院，他们按照惯例先询问监狱长。监狱长只好客气地搪塞过去，表示了解情况后再回复。他最后沉声说：“小赵，咱们监狱今年可是发生了不少事，再被认定构成案件性质的话，对上面可交待不了。”
我恍然明白了起先监狱长怎么会那么痛快地同意我带贺明做价格不菲的检查，为什么一回来就把贺明安排到严管队，也明白了郑科长怎么这么凑巧也在这里。他那一番话无非是想安抚我，让我放弃对邢立群或者说对监狱不利的言行。
“小赵，明天检察院的人就要询问你和那个犯人了，你看……”
我没有说话。我关心的倒不是放弃追究是不是对神圣法治的不敬，是不是会招来同事对我软弱的嘲讽，是不是会更加纵容了邢立群嚣张的行为。说实话，这些对我一个微不足道的小狱警来说，真的不足挂齿或者无从改变。只是，我觉得那样就模糊了贺明的善良，消解了他的正义，亵渎了他对我的关爱――如果有的话。
监狱长咳了声，又说：“监狱会考虑你的损失，这点你可以尽管放心。”
“不是”，我坚决地摆摆手，“不是我的事。那准备怎么处理邢立群，怎么对待贺明。”
“谁是贺明？哦，就是那个受伤的犯人吧？”
我厌恶极了这种漠不关心的口吻，离开他的目光。
只见郑科长凑上前小声低语了几句，半晌，监狱长说：“这样吧，邢立群就调监吧”，他瞅了一眼郑科长，“毕竟这么大的事，没有点表示怕不行。至于贺明，监狱给一个记功，相当于半年减刑。”
郑科长不错眼珠地看着我，象在征询我的意见。
我长长舒了口气，听得出，监狱长应该是最后的决定了。我想：无论是我还是贺明，都要继续生存于这所监狱。有时候，有价的妥协，或许比无谓坚持更合理，虽然这不那么英武，不那么壮烈，虽然这很猥琐。
贺明自然回到了文艺队。在我故作为难地表明需要说服他时，监狱长呵呵道他能替你挨一棍子，还能不听你的？
老祁唯恐天下不乱般兴奋着，反复追问我什么情况什么情况，一再描述监狱长几道金牌电话的紧张形势，并且态度笃定地说这回邢立群该他妈的被收拾了，鼓励我一定要把事情弄大，不给他加刑不算完。我奇怪地盯着他，以往纵容邢的是他，现在幸灾乐祸的还是他，这算什么？
第一次与贺明面对面坐在桌前，他依旧有点局促，几次想站起来，我说你踏实坐着，本来应该是监狱长亲自来的。他听后就又嘿嘿乐了，露出洁白的牙齿。
我不知如何表述那见不得阳光、见不得人的“协议”，担心他哪怕一丝丝的轻视，甚至我异想天开地觉得，被囚于高墙电网中的贺明，会不会是一个卧底，一个来自于秘密机构评价我们这些言行丑陋、举止阴暗人的特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