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时有犯人走到面前，递过来一筒饮料或者一包小吃。邢立群夸张地直接往我口袋里塞烟。几番推脱后我干脆走出超市，站在门外等他们挑选、结账。
贺明的身影从门口闪出来，手里只拿了两盒牙膏、一支牙刷和一块香皂，在拎着大袋小袋的犯人中显得很寒酸，不知为什么，一丝酸楚竟在胸中升起，仿佛看到了亲人在承受委屈般。
贺明紧蹙眉头，从未见过的忧郁写满道道纹理，与其他人兴高采烈的神情相比，耀眼的阳光下更显厚重。为什么？仅仅是为了那不明来由的区区三百块钱吗？我有些后悔昨天的冲动。
就在他走近那一刻，我猛地抬起头，装作毫不介意地问：“怎么只买了这么点东西？我看你帐上钱不少嘛？”
贺明眯起眼望着高墙，长长叹了口气。想问什么又咽了下去。
回去的路上，一贯不和邢立群多言的他凑过去，嘀嘀咕咕，邢立群傲慢地不住摆手，说哪有哪有，贺明便有些失落地站在原地发愣，很久才醒过来般紧跑几步，跟上队伍。
心头竟隐约有一丝甜蜜的东西掠过，淡淡的，无声无息，犹如无垠夜空中滑过一颗流星，瞬间光亮而美丽。
算了，还是别让他知道的好。刚才他的神色打消了我本想言明的初衷。就让他怀疑吧，就让他追问吧，就让一切埋藏在时光的流逝中吧。既然我无法定义、无从追索又无力拉近，那么，就当这是我和他关于善的相互引导和观照吧。
晚上值班的大部分时间，我都会拿本小说在办公室里静静地翻看。不时听见值班犯低声呵斥几个叫嚷的人，让他们轻点。偌大的教学楼寂静清幽，我会渐渐生出臆想，仿佛置身于空旷的山谷，小桥流水，山涧瀑布，珠帘碧翠，燕舞莺啼，犹如仙境。
忽然，门外传来报告声，心里猛地一震，贺明有什么事？
他轻轻地推门进来，身上的衣着象是认真整理过，平展妥贴，站在门口，只是冲我笑。
我连忙从沙发上坐起，问：“怎么了，贺明？”
贺明抓着脑袋上前，“没，没事。见你值班，想看看有什么事儿我能帮着干干。”
我指指身旁的沙发，他呵呵摆摆手，我才恍然明白这里是监狱办公室，让他和我对面而坐，似乎有些太不合规矩。
于是站起，“好啊，正好挺闷的，去院里坐坐。”
白天灸烤的高温渐渐褪去，空气中偶尔吹过一丝凉风。我和贺明面对面坐在石凳上，随意聊着。
他做过三年村里的民办教师，因为看不惯横行乡里的恶霸，冲动间用刀捅进了那人的胸腹，获刑5年，现在还有一年多的余期。关于那段经历，贺明似乎不愿多提，我没有庸俗地向他阐释以恶制恶是怎样不符合现代法治理念，因为他自己讲了：为以后挺直腰杆做人，住5年也值。
语气自然而坚定，说话间，他弯腰伸向草丛，拨起几根深植的小草，将身体伏在膝盖处，端详着那弱小的生命。整个头、颈、后背形成一道圆润的弧线，随着吸引起伏，在夜色中勾勒出沉静、安详、释然的剪影。
我情不自禁拍了拍他，他扭头望向我，晶亮的眼珠忽闪忽闪。
手在宽大、坚实的背部停留，我们彼此都没动，指尖轻轻抬放，我感到他身体的一丝颤栗。旋即他又低下头，继续折弄着手中的小草。
我小心翼翼地将手抬起，似乎是怕惊动了他，怕惊动了如水的夜。
远远地传来收工犯人的番号声，我俩不约而同对视了一眼，一种类似惊醒、恍悟的东西旋即代替了短暂的悸动，仿佛有什么东西扑地熄灭了。
（六）
每天进入监区都多了一分期待，每天看节目排练都多了一分牵挂，每天与高墙电网的相望更多了一分温情。我完全迷醉于那种似有似无、似浓似淡的情绪中，不愿醒来。尽管，我不止一次清醒地意识到，如果说这种情感在外界社会只能算做另类的话，在此地，更会因为我们所处阵营的不同，多了一份对法理天条的抗拒，多了一份来自于比道德更现实、更严肃的拷问。
于是，所有迭宕冲突的情感只能深藏在心底，即便与贺明同样复杂的眼神相对，我也只能一再过滤掉与关切、关照、关怀无关的东西，让眼中流淌出的情怀与心无愧，与爱无沾。
我敏感地觉出贺明也从那晚轻轻淡淡的相触中明白了什么，只是，作为犯人，他怎么可能又怎么敢去主动拔开云雾，于本已纷乱的生存环境里探寻明明灭灭的光亮？毕竟，于他那不仅是挑战常理，挑战常态，更是挑战森严的制度，甚至是代表国家意志的铜墙铁壁。
晚饭碰上原来办公室的几个同事，被硬拖着去喝酒。席间又来了两人，平时不太对劲，喝着喝着就将起来，谁也不肯在酒量上认输。待走出包间，已经头重脚轻，胃里翻来搅去，脑仁生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