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你就好好把这些‘苗子’培养一下，说不定以后成就几个艺术人才，也算是为社会综合治理做出了突出贡献。”我递烟，他嘻嘻笑着摆手。
“问您一件事”，过了一会儿，他似乎有些犹豫，双肘撑在桌上，双眼皮的大眼睛忽闪忽闪，“您说，这犯人里有没有好人？……我的意思是……并不是想像中的那么……那么恶……”
好人？恶人？这个问题也不止一次地困扰过我。为讨要劳动所得强行扣押劣迹斑斑的老板，算不算恶人？不忍欺压凌辱投诉无门暴力反击算不算恶人？一次小小的失行恰遇“严打”而戴罪算不算恶人？本来品行单纯进入监狱染缸而迷失算不算恶人？作为个体的恶与对社会的恶想比，哪个更应该得到原谅？来自本性的恶与环境的施恶，哪个更应该被唾弃？
我将目光转向正在院子里训练队列的犯人，缓缓说：“监狱不管什么善恶，只论违法与否。或许，善恶没有绝对，只能放在具体的对象上才能判别吧？”不知为什么，贺明羞涩的表情在脑海里一闪而过。
齐林若有所思，眯起眼晃晃脑袋，一幅没想清楚的感觉：“对哦？你说的……对哦？”
“嗯，发现你和别的干警不太一样！”，他冲我点点头，有些调皮地摸摸脑门。
饶是考虑到调整名单对教育科“专家”权威的挑战，在去审批前叫上齐林，表明调整绝对不是我个人的随意举动。教育科郑科长还是官腔十足地将报告扔在一边，颇有意味地瞅着我们俩微笑。
我并不想和任何人计较什么威信和话语权，只是觉得既然属于艺术的东西，就应当让艺术发言而不是其他。
“这是你们俩的意思？”
“哦”，我挡住齐林欲承认的话，“祁主任也看过了，他今天家里有事，来不了，不能亲自给你汇报。”
“那解释解释邢立群是怎么回事？”郑科长手指在空中虚点关，笑意渐去。
我明白了，看来传说中他和邢立群的关系不是空穴来风。早在成立文艺队之初，就明确了结束后将对表现优异的犯人给予特殊奖励的办法。据说幅度不会小。那么，争取一个奖励的由头，是他真正关心的。
如果一脸一身肥肉的邢立群也能跳舞，那齐林老师怎么也得去美国百老汇剧场秀一秀。
齐林见我为难地没开口，走到郑科长面前，“我们这全是根据每个人具体的特点确定下来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整台晚会的质量和效果。况且，当初叫我来，就是包括了选材和训练吧？”
没有同事关系的牵扯，齐林说得慷慨激昂，有理有据。
毕竟齐林是监狱请来的，谁也不知道背景有多深。郑科长一时回不上话来。
“这样吧”，我忙插言，“再让邢立群兼个其他节目，好不？”
从教育科出来，齐林一脸不屑地说：“狗屁不通，装什么专业？”
我无可奈何地笑笑，不想给他解释这里面既复杂又简单的道理，或许在他那个领域，无须考虑这些专业以外的东西。
（四）
与人打交道和与文字打交道的最大区别在于：文字只是静静地呆在某处等你寻找，使用，也许藏得很深，却一动不动；而人却会不断和你捉迷藏，你必须想到他可能藏身的下一处目标，设置圈套，才可能捕获。我很难想像那些在基层分监区工作的同事，是如何在兼顾公平、效率、人情、规定等等做好犯人思想教育和引导的。即使是在文艺队这种看似毫无改造压力，甚至可以用轻松闲适来形容的场所，三十个犯人之间的磕磕碰碰、你争我抢、勾心斗角依旧每天上演，常看常新。
我经常想，或许是监狱这个逼仄的环境，使得可供选择的利益极为狭隘，可供逃避的角落太过稀少，人与人之间才会有如此多的冲突。即使一个与世无争的人，置身于此，如果没有斗争或者争取，能供他生存的土壤会愈来俞少，直至剥夺了最基本的生存条件，直至――消亡。每每想到这些，我都会不寒而栗，鸡皮丛生。
我并不常和犯人黑脸，一方面与性格有关，另一方面总觉得无非两个月时间，无论生气还是恼怒都毫无意义，也丝毫改变不了什么。而老祁更是见不到人，估计老人家把这里当成了休养所。
周末连下了两天雨，一早上班也没停，教学楼前的整个院子因为地势原因，积起一大滩水，颇有堰塞湖的架势。进出都得趟“河”，听见老祁骂骂咧咧地让犯人拿几块砖头垫在中间，大家过来过去都小心翼翼，一不小心，就难免失足，湿了裤脚和鞋子。
中午快下班，拎着伞往楼门口走，听见值班犯说：“指导员，等一下吧，贺明正在外面铺桥呢？”铺桥？疑虑间抬眼向外看。
整个监狱笼罩在漫天雨幕中，楼前的积水因排水不畅又涨了不少，一个人正光着脚，卷着裤腿站在雨里，弯腰垒放砖头，几块木板已从教学楼台阶边向外延伸了三分之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