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磊半天没吱声。何飞晃了晃他，问道：“怎么呢？难道你还打算结婚？家里没法儿交差？又不敢摊牌？”
“我倒无所谓。”项磊缓缓地说，“说不定到了那个年纪你的想法会和现在不一样。再说吧！”
“你还是不相信我！”何飞再次委屈地埋怨道。
“不是。我宁愿不相信你。不相信还用顾虑什么？当场说一百个打算、许一千个愿、发一万个誓都不用放在心上，你说呢？”
“反正我现在就是这么想的。”何飞不无坚定地说。
一直睡到第二天下午。
醒来后，两人临时决定去天津玩一趟。项磊第一次去天津，连续向何飞确认了好几遍：这真的是中国四个直辖市之一吗？确定？何飞说2001年以前的北京其实和现在的天津也差不多，到处拆拆建建，随处可见工地，整座城市尘土飞扬，垃圾满街。还好，离2008年近一天，境况就会改善一点。
鉴于项磊对天津的失望，他们在天津市区逗留了一个上午就去了塘沽。项磊再次失望了，塘沽海边是贸易港口，根本没有他想象中的软海滩。第二天在海滨浴场玩了一会儿，两个人很快就意兴阑珊了。
在火车站售票厅，何飞再次做了一个临时决定，转去北戴河看海，项磊满心欢喜地赞叹这个临时决定着实不错。然后二人退了回北京的票，买了当日经过北戴河的车票。
无座，车厢很挤，二人累得够呛。中途有人下车，捡了一个座位，项磊坐在座位上，何飞坐在地上趴在项磊腿上，两个人相继睡了过去。再醒来时，火车正在广袤的田野上漫无目的地飞奔，问问列车员，居然已经过了山海关！不得不又作出了一个临时决定，何飞对项磊说干脆去葫芦岛得了，项磊点了点头说好，把座位让给何飞，趴在何飞腿上又睡了过去。
葫芦岛的海滨少了许多人工雕琢的痕迹，倒也应了项磊的口味。待了两天，买不到回程票，何飞说干脆再去趟沈阳吧，项磊仍无意见，于是这二人又折腾着找到了汽车站，赶上了当日最后一班大巴，直奔沈阳去了。
———————————————
晕，写个文收获一箩筐的外号，有心人给总结总结。
大三结束后的暑假，我和项磊同时被一家礼品营销策划工作室录用。工作室一共4个人，我和项磊担任整个北京市所有的市场开发，一个人大的小姑娘负责电话销售，还有一个是老板请来的经理，负责工作室涉及到的一切事务。确定好这个小团队之后，工作室在西四环外的村子里租了一间十平米左右的平房用来办公。
我们每天6点就爬起来，8点之前到达工作室，上午做营销策划，整理客户信息，下午背上一包样品四处拜访提前约好的客户。我们对外宣称工作室隶属于某营销咨询公司北京分部，我们拿出背包里印有各类知名品牌logo的样品告诉他们，我们拥有上千次大型企业礼品营销策划经验，而且，我们提供的礼品来自于整个亚太地区范围内的集团采购，足以保证最低的营销成本。项磊说，他前几次每当做出这番介绍时就会脸红，数次之后，倒也没什么别样的感觉了。
为了尽可能地拿到提成，我们几乎每天下午都要在十多个单位之间奔走游说，也有些时候是去郊县，用完一个下午只能拜访一个客户。每天下了班约到一起吃饭的时候，我和项磊总是疲倦地连声招呼都懒得打了。好几次，项磊接到一个电话，有气无力地说句“那你过来吧”，然后把我们吃饭的地点告诉了对方，十多分钟之后，来者总是何飞。也就是从那时候起，我暗暗猜测，他们之间或许已经开始不寻常起来了。
何飞不止一次地说：“早就说过现在去找工作也就只能找到这类工作了，累得够呛也挣不到钱，根本没什么意义！”
我们在宿舍里谈论就业压力和工作经验的时候，何飞总是会不屑一顾，他始终认为就业压力来自于待业人群的好高骛远，等人干的活儿多了去了，自以为了不起的人根本看都不愿意看一眼，所谓在学期间的工作经验，不过是吃点苦厚个脸皮罢了，如果现在就来正视这个必须，还用着浪费掉人生最后一个暑假屁颠屁颠地去自虐吗？
没人去反驳他，但好像没人认为他是正确的。主流意识就摆在那里，每个人每天都在耳闻目睹，何必辛苦自己去折腾一些非主流的思维呢？
总之，我们需要在多数人认为日渐残酷的就业形势下把自己紧张起来，我们需要在那些即将来挑选我们的人面前展示一些像模像样的社会经验。所以，我和项磊坚持了整个暑假。
前半个月，项磊一共谈了六个有合作意向的客户，而我一个也没有谈到。我很不平衡地问项磊他究竟比我多付出了些什么，项磊自己都说不清楚。后来，那个人大的小姑娘告诉我们，对一个陌生人来说，项磊似乎能够带去更多值得他们去信任的气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