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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飞尝试了种种方式，还是没能找到一个可以问出项磊下落的电话号码。何飞按照打听到的那个地址，写了封挂号信过去，半个月后却遭退回，信封上标注的是：查无此人。这几个字，把何飞吓了一跳！
何飞找石卓出来喝酒，惊慌地对石卓说，项磊这丫的不会自杀了吧？石卓连忙责怪何飞瞎扯。何飞依然惊慌地说，可他以前写的小说，就是这么结尾的啊，他不会真的这么二吧？石卓看到何飞紧张兮兮的样子，不忍责怪下去，就对和何飞说，不会的，不可能，没事儿，项磊这会儿，一准儿是在深山老林里隐居散心呢！
2005年9月末，魏桐参加完司法考试，找到何飞见了一面。何飞迫不及待问他，有没有联系到项磊，魏桐回说，我也正想这么问你呢。
项磊临走的时候通知过魏桐，但并没有说起自己报了西部志愿者的事，直到项磊离开那天，何飞找魏桐要项磊其他联系方式的时候，魏桐才知道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魏桐对何飞说，真不理解，项磊为什么连老朋友都不联系了。
何飞恨恨地说：他是怕被我打听到！老石他也一样没联系！他这是报复我呢！
何飞不由地心生恨意。当初说的是分开一段时间，又不是说分手，无论如何，也不该这么决绝吧？那天临走前，都说了晚上回来找你的，你他妈的也答应好了的！
魏桐对何飞说，西部志愿者是四月末五月初报名的，然后通过考试筛选，六月份定的人选。魏桐说也许社团的事对他影响太深了，以前他从没提过报志愿者的念头。
不是的，不是这样！
何飞知道，项磊虽然够善良，倒也不至于像徐本禹那么伟大，他的决定，恐怕是出于一份当时的冲动，那份冲动，恐怕是源自……源自他整个五月的……绝望！
想到他的绝望，何飞忽然又为自己的这点恨意羞愧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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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国庆假期，何飞一个人去了趟云南。
飞机，火车，中巴，农家机动三轮，几乎各种交通方式都用上了，这才来到那个大山深处的班卡小镇。
何飞几乎有些忘乎所以，好像很快就能看到项磊了。
何飞仔细斟酌着，看到他之后应该怎么做，给他一拳，说说委屈，骂上两句？还是就那么笑笑便可？若是后者，是如释重负地微微一笑呢，还是挑衅地扬起嘴角笑着对他说：怎么样？老子还是把你给找到了！
事实上，何飞最终没能找到项磊。
何飞去了自己打听到的那个地址，他们坚决地说，整个乡里都没有接收过这么个从北京来的大学生志愿者。何飞说不可能，他们又说，调剂分配到别处去了也不是没可能，总之，班卡确实没这么个人。
他们建议何飞去县里打听打听，何飞正准备上路的时候，家里来了电话，说爷爷病危。何飞马不停蹄赶回了北京，好在，爷爷转危为安。
何飞忽然想，可能真的有命中注定这么一说吧，也许何飞到了县里，真就能打听到项磊现在工作的地方，可命中注定的是，他不该去。
转念又想，就算真的见到他了，又能如何呢？带他回来？自己留下去？好像都不大可能。何飞觉得，自己就是想尽快找到他，当着他的面儿，不容置疑地告诉他：你得知道这件事，我他妈的还在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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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工作后的第一个半年浑浑噩噩地过去了，何飞几乎没什么销售业绩。每个月勉强过了销售定额的底线后，何飞就感觉万事大吉了。常常约石卓出来吃饭喝酒，绝少再提项磊的事，何飞知道，如果项磊联系了石卓，石卓不可能对自己隐瞒。
石卓也在做销售，建材方面的，何飞看他出手阔绰，料想他的工作应该做得有声有色，心里不由地有些惭愧。石卓建议何飞跳槽到他的公司里去，他可以帮忙介绍，何飞欣然接受。两个人这便成了同事，何飞跟着石卓实习，实习过后，何飞在工作方面渐渐有了起色，人就忙碌充实起来。
2006年4月，何飞丢了手机，当初在报摊儿买电话卡时，没留身份证复印件，所以也没办法补卡。何飞想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项磊的西部志愿者工作很快就要期满，如果他有心联系自己，恐怕会联系不上。为这，何飞对石卓和魏桐强调了好多次，不要轻易换号，然后，又去同学录里登记了自己的新号码。想到同学录里没准儿会有项磊的踪迹，于是花了一两个小时的时间筛选疑似信息，最终未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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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五一长假，何飞又去了趟云南。
继续上次半途而止的旅程，何飞在县里打听到了项磊的去向。原来项磊真的被调剂到了另一个岗位，在一个叫大垭口的山村里工作。
何飞当即动身，辗转去了那个山村。
村民们听说是来找项磊的，纷纷围过来，既热情又有些羞涩地招呼何飞。有人说项磊家中有事，休了半个月长假，前几天刚走。还有人说，项磊估计不会回来了，稍微延休几天假期，就到该走的时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