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下班后，在楼下小饭馆儿里找到何飞的时候，项磊总是疲倦得连声招呼都懒得打了。何飞就说：“累成这样也挣不到什么钱，赶紧辞了吧！”
可项磊仍旧打算坚持。
前半个月项磊就谈到了六个有合作意向的客户，可两个月后，还是一单没成。
项磊谈的那些有合作意向的客户，根本不能接受项磊权限内的最低折扣，那些客户甚至主动联系到了更专业、更低成本的礼品营销策划服务提供商。
虽然不是为钱，可辛苦了两个月得到的这个结果，还是让项磊沮丧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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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下班后，项磊对何飞说：“我他妈的要辞职！”
何飞当即就笑了：“你丫到底还是坚持不下去了吧？早不听我的！”
“不是坚持不下去的原因。”项磊说。
“那是什么原因？”何飞问他。
这时项磊从背包里拿出一份报纸，翻出了一个版面给何飞看。翻到的那个版面，是一则占据了整版的图片新闻。
新闻描述了巴沟附近一家农民工子弟小学的破败情景，一个临时院落，两个危房教室，三个年级，二十多个学生，一个退休教师，没有课桌椅，没有黑板，没有统一的课本。每个学生每天交一元钱，学校被称作“一元钱小学”。
看到那则新闻，难得连何飞都被震撼到了。
往常，何飞总以为这样的小学远在大山深处，若非交通受阻人迹罕至，那里也不可能破败至此，而今何飞才知道，就在自己身边，也有这样的地方。
项磊说，他找到了报社的办公电话，几经辗转要了那位张姓退休教师的电话。项磊打去电话问张老师，自己能不能去义务支教，张老师在电话里激动得连声道谢，——在项磊还没有做出任何事之前。
项磊的决定，何飞赞同极了，倒不是因为何飞也像项磊那样心潮澎湃，而是，何飞觉得义务支教这件事，应该总不至于像跑业务那么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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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项磊去单位辞职。
没有提成，项磊只能领到两个月的底薪，600块钱。经理却说项磊迟到过两次，得扣40块钱，项磊觉得难以容忍，当即对经理说，这600块钱是货真价实的血汗，一分钱也不应该扣，不然可以找个地方，一起翻翻新版《劳动法》！
经理一脸尴尬，说了几句客套话，用了几个“照理说”和“应该是”，最终还是给了项磊600块钱整。
临走的时候，人大的小姑娘对项磊说她也干不下去了，有件事实在憋得难受不得不说，她说其实项磊和那男孩谈崩的客户，有一半都成了单，经理每次要他们放弃某个客户之后，都会亲自去谈，当然，他会给出更低的折扣。
他妈的！这也算是一门经验吗？自己压根儿不过是别人的一次性工具而已！
项磊本想去找经理，却最终还是认了，一是看人大的小姑娘难做，二是感觉自己既无切实的证据，也没有足够的心智，去争取那些始终没有归属自己的东西。
项磊想，也许何飞倒是对的，在自己拿到毕业证之前，是找不到真正意义上的工作的，扯到所谓的社会经验，四处奔走去分发自己名不副实的名片，和义务扫大街的意义近乎等同。这么看来，去那所此前闻所未闻的农民工子弟小学义务支教这件事，显然更值得自己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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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飞不肯早起，于是项磊一个人去了那所小学。
那里相当偏僻，附近不通公交车，项磊下了公交车以后，打了三次电话向张老师问路，步行了半个多小时，才总算找对了地方。在一大片垃圾场附近，有很多临时搭建的砖房，那所小学，就坐落这些简易砖房组成的一片农民工生活区里。
最终来到这里，项磊一度怀疑，自己到底还在不在北京五环内的城区？
张老师怕项磊找不到具体位置，早早地迎在了路口。那是一个鹤发童颜的老人，脸上一直挂着慈爱的微笑。她指了指另一个方向对项磊说：“其实从那个方向下车，到这里更近，不过没法儿过来，今年春天刚修起一堵高墙。”
项磊顺着张老师指引的方向望过去，果然看到了不远处的一座现代化立交桥，桥上车水马龙，川流不息。
张老师把项磊带到她的住处，倒了水让项磊洗了把脸，又洗了水果，忙活半天，才坐下来攀谈起来。
“孩子们一直到不齐，所以开学日期一推再推，明天才能正式上课。”张老师说。
“为什么到不齐呢？”项磊问道。
“那些孩子们有的回老家过暑假了，有的还在帮父母干活儿。”
项磊一脸惊讶：“这些还在上小学的孩子能帮忙干什么活儿啊？”
“这片区域是农民工聚居地，大多都是拾荒者，别说是这些上了学的孩子，就是那些还没上学的孩子，都能帮着父母创收了，而且，还能干些大人都干不了的事儿。”
项磊问张老师，那会是什么样的事儿，张老师就讲起了一个叫小武的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