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下班后,在楼下小饭馆儿里找到何飞的时候,项磊总是疲倦得连声招呼都懒得打了。何飞就说:“累成这样也挣不到什么钱,赶紧辞了吧!”
可项磊仍旧打算坚持。
前半个月项磊就谈到了六个有合作意向的客户,可两个月后,还是一单没成。
项磊谈的那些有合作意向的客户,根本不能接受项磊权限内的最低折扣,那些客户甚至主动联系到了更专业、更低成本的礼品营销策划服务提供商。
虽然不是为钱,可辛苦了两个月得到的这个结果,还是让项磊沮丧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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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下班后,项磊对何飞说:“我他妈的要辞职!”
何飞当即就笑了:“你丫到底还是坚持不下去了吧?早不听我的!”
“不是坚持不下去的原因。”项磊说。
“那是什么原因?”何飞问他。
这时项磊从背包里拿出一份报纸,翻出了一个版面给何飞看。翻到的那个版面,是一则占据了整版的图片新闻。
新闻描述了巴沟附近一家农民工子弟小学的破败情景,一个临时院落,两个危房教室,三个年级,二十多个学生,一个退休教师,没有课桌椅,没有黑板,没有统一的课本。每个学生每天交一元钱,学校被称作“一元钱小学”。
看到那则新闻,难得连何飞都被震撼到了。
往常,何飞总以为这样的小学远在大山深处,若非交通受阻人迹罕至,那里也不可能破败至此,而今何飞才知道,就在自己身边,也有这样的地方。
项磊说,他找到了报社的办公电话,几经辗转要了那位张姓退休教师的电话。项磊打去电话问张老师,自己能不能去义务支教,张老师在电话里激动得连声道谢,——在项磊还没有做出任何事之前。
项磊的决定,何飞赞同极了,倒不是因为何飞也像项磊那样心潮澎湃,而是,何飞觉得义务支教这件事,应该总不至于像跑业务那么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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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项磊去单位辞职。
没有提成,项磊只能领到两个月的底薪,600块钱。经理却说项磊迟到过两次,得扣40块钱,项磊觉得难以容忍,当即对经理说,这600块钱是货真价实的血汗,一分钱也不应该扣,不然可以找个地方,一起翻翻新版《劳动法》!
经理一脸尴尬,说了几句客套话,用了几个“照理说”和“应该是”,最终还是给了项磊600块钱整。
临走的时候,人大的小姑娘对项磊说她也干不下去了,有件事实在憋得难受不得不说,她说其实项磊和那男孩谈崩的客户,有一半都成了单,经理每次要他们放弃某个客户之后,都会亲自去谈,当然,他会给出更低的折扣。
他妈的!这也算是一门经验吗?自己压根儿不过是别人的一次性工具而已!
项磊本想去找经理,却最终还是认了,一是看人大的小姑娘难做,二是感觉自己既无切实的证据,也没有足够的心智,去争取那些始终没有归属自己的东西。
项磊想,也许何飞倒是对的,在自己拿到毕业证之前,是找不到真正意义上的工作的,扯到所谓的社会经验,四处奔走去分发自己名不副实的名片,和义务扫大街的意义近乎等同。这么看来,去那所此前闻所未闻的农民工子弟小学义务支教这件事,显然更值得自己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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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飞不肯早起,于是项磊一个人去了那所小学。
那里相当偏僻,附近不通公交车,项磊下了公交车以后,打了三次电话向张老师问路,步行了半个多小时,才总算找对了地方。在一大片垃圾场附近,有很多临时搭建的砖房,那所小学,就坐落这些简易砖房组成的一片农民工生活区里。
最终来到这里,项磊一度怀疑,自己到底还在不在北京五环内的城区?
张老师怕项磊找不到具体位置,早早地迎在了路口。那是一个鹤发童颜的老人,脸上一直挂着慈爱的微笑。她指了指另一个方向对项磊说:“其实从那个方向下车,到这里更近,不过没法儿过来,今年春天刚修起一堵高墙。”
项磊顺着张老师指引的方向望过去,果然看到了不远处的一座现代化立交桥,桥上车水马龙,川流不息。
张老师把项磊带到她的住处,倒了水让项磊洗了把脸,又洗了水果,忙活半天,才坐下来攀谈起来。
“孩子们一直到不齐,所以开学日期一推再推,明天才能正式上课。”张老师说。
“为什么到不齐呢?”项磊问道。
“那些孩子们有的回老家过暑假了,有的还在帮父母干活儿。”
项磊一脸惊讶:“这些还在上小学的孩子能帮忙干什么活儿啊?”
“这片区域是农民工聚居地,大多都是拾荒者,别说是这些上了学的孩子,就是那些还没上学的孩子,都能帮着父母创收了,而且,还能干些大人都干不了的事儿。”
项磊问张老师,那会是什么样的事儿,张老师就讲起了一个叫小武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