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长沙
其实早在2004年年初实习的时候，我就跑到了长沙和余冰团聚，一直到了毕业设计老师打电话催，我才从长沙回校。余冰也一直催着我返校：说我们以后在一起的时间多了是，回校赶紧陪陪你那些同学吧!
2004年7月10日，赶在余冰的生日之前，我从家里出发，几乎是两天一夜的车程坐的让我几乎虚脱。长沙的工作在余冰的联系下，已经基本敲定，是在一家报社里。7月下旬就开始上班。很滑稽，高中是文科，大学是理科，工作了又是文科。
7月11日下午，快要天黑的时候才到长沙。随着拥挤的人流穿过底下通道，朝出站口走去。熟悉的场景、陌生的环境，让我恍若回到了两年前，在寒风中发抖的余冰坚定地站在车站口等我时的场景，两年一晃过去了，我彻底走出了校园，站在人生的另外一场舞台上，开启另外一场演出。
出了站口，没见到余冰，有点茫然，正在掏手机时，发现有个人上来就要拎我的包，歪头一看，是我家的冰帅。
“明明看到我了，还假装没看到。”
我笑了笑，刚毕业种种新鲜事物对我的冲击让我还未能缓过神来。和余冰坐上“立珊专线”朝我们的小居：长沙芙蓉大道，上麻园岭居民小区奔去。
3、长沙，上麻园岭，芙蓉大道，家乐福
余冰在长沙的房子，是我在长沙实习时跟余冰一起选的。没来之前，余冰一直住在他们单位的宿舍里。上麻园岭的房子一室一厅，装修简洁，家具齐全，卫生间很干净。只是楼层太高，7楼。
我在长沙一直转向，东边说是西边，西边说是东边。南边则说成北边，北边怎么看都是南面。余冰和我纠正了多少次，还是不行。对于我这个一直习惯于认清东西南北的人来说，简直太不方便。每次出门时，都要在心里告诉自己朝反方向走就是对的。而有时走着走着，方向又正了回来，回头看后面走来的路，似乎那边是地狱，这边是人世，甚是不解。
当时长沙的芙蓉大道，似乎刚修建好不久，两侧的绿化并不茂密，火辣的太阳在夏天时几乎把行人都烤焦了。在距离上班的那段空闲时期，我白天几乎都躲在房间里打扫卫生、洗衣做饭，在网络上看看雅典奥运会。晚上和余冰吃过晚饭后，穿个大裤衩光着上身，不牵手不拉手，一路聊着步行走在芙蓉大道上纳凉。有时也会穿戴整齐，一路南行(我看到就是朝北走)到五一大道和芙蓉大道交叉处的芙蓉广场上玩，逛逛家乐福，再顺便买点生活用品回来。
长沙的夏天是在太热，夏天晚上买来的冰水，没走到宿舍就化的差不多了，等提到楼上，冰水都已经变成热水。我们晚上基本都睡在地上，摇着小电扇，睡的一样香甜。
4、上班
没到我的生日，我就正式上班了，上班地点也在芙蓉大道上，从麻园小居(我和余冰对那房子的称呼)出发，步行不到15分钟就到了(说到这，估计长沙人都知道我当时在长沙什么报社工作了，不过现在已经不在啦)
自己的性格并不适合在报社工作，我不喜欢那些应酬、不喜欢那些虚假、不喜欢那些伪造新闻、不喜欢摆拍、不喜欢看到报纸顾dang不顾民。
一次采访拆迁(那几年长沙在大兴建设，不过全国都这样)，一位“老牛”的钉子户的家里围满了chengguan、jingcha还有穿着迷彩服的拆迁办人员。因为价钱没协商好，钉子户的一家人拒不搬走，十几个年轻力壮的拆迁人员强行入门，将家中的中年的男女押送犯人一样地分别锁在了两辆带栏杆的警车里，屋里白发苍苍的老太太，被几名女城管架出，随即几十人窜到钉子户家中，将家中的衣柜、席梦思床垫、衣被、锅碗瓢盆随便朝屋外一扔，两辆铲土机随即开了上去，不到半小时，钉子户的屋没了，家没了。关在警车里的中年妇女趴在窗户上披散着头发歇斯底里地哭喊，我走警车旁边经过，看到我脖子上的相机，她拍着窗户对我大喊，“记者小兄弟，你是无冕之王，你不能不管我们呀!”
我无奈地看着她，眼圈红红的。她或许看到了我的无助，悻悻地趴在窗户上不再喊叫，转脸麻木地看着自己的房子被一点点夷为平地。
回到单位，我向领导说这个新闻我不知道怎么写。体贴的女领导笑着告诉我：不好写就别写了，不发也罢!
面对发展中的当前社会，有太多不合理、不正常的事情发生，我们媒体能做到的就是“失声”
5、逛街
一个下着中雨的周末，和余冰走在黄兴路步行街上(记得当时那步行街好像才建设好没几年，如果不是，那就是另外一个步行街啦)。余冰手里明明有伞，确偏要和撑一把伞，钻到我的伞下，用那曾经受过伤的大手掌使劲握住我的手，一起在雨中前行。进一个店门我收伞，他翻看衣服，出门时有钻到我的伞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