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六的上午，师姐梁菁打扮得非常素雅，竟然穿了一身浅灰色的绒质运动装。故作神秘地对我说：“今天，我带你见一个人……”我很少见梁师姐这样神神秘秘地故作姿态，便很好奇地问：“什么人?”师姐说：“走吧，到那里你就知道了。不要问。嘿嘿……”我越发好奇，只好闷着口的葫芦似的，和师姐出发。车一直开到安定门，师姐才说：“黄寺，你知道吗?”我心里纳闷，不知道师姐要干什么?我当然是知道黄寺的。我们现在要去的黄寺又被称为西黄寺，那是干隆皇帝为当时进京谒见自己的西藏政教领袖，第六世班禅额尔德尼大师在北京修建的行宫。后来第六世班禅大师圆寂在承德避暑山庄外八庙的“须弥宗胜之庙”里。这使干隆皇帝深为震惊，悲痛之余，将六世班禅大师遗体送回西藏日喀则“扎什伦布寺”建陵之后，又在这座西黄寺内，设立了一座汉白玉石雕刻成的涅盘塔，上面还设了铜质镏金的日月宝顶和塔伞。塔内安放了六世班禅大师的一套僧装，并亲自为这座纪念班禅大师功德业绩的衣冠塔命名为“清静化城塔”，显示当时政府和百姓对藏传佛教的虔诚信仰和无比尊崇。
三中全会之后，国家恢复宗教政策，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大师，在西黄寺设立了“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旨在培养藏传佛教的高级僧才和活佛大德。直到现在，这里一直云集着藏传佛教的许多教派的活佛和高僧。我还是很久以前，在上大学的时候，和一个信仰藏传佛教的同学去过一次。虽然那时对那种庄严的气氛、神秘的仪式所深深吸引，但还是因为自己同性恋的性取向，自觉心中有鬼，肮脏秽陋，甚至是有辱清静、亵渎神灵。所以始终没有涉足其中。
师姐突然问我知不知道那里，我只能说：“知道。”心里有些莫名其妙的恐惧，全副精神都紧张起来。师姐这才开始说：“张振宇，我在日本，接触过一些佛教。开始我接触‘日莲宗’，其实和咱们的‘净土宗’是一回事。后来，我在奈良，接触了一个出家师傅，他是学‘密宗’的。我感觉他很神奇，经常有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让我很震惊。但是他说，他很崇拜西藏。想有机会到西藏去朝拜。他说他们日本的‘密宗’是‘东密’，不原始，不纯粹。不象西藏的‘密宗’保持着原汁原味儿……我就开始对藏传佛教感兴趣了。上次回国，没有见到你。我记得你以前和咱们班的‘李政麇’，好像对藏传佛教感兴趣吧?”
我说：“我没有，其实也就是和他去过一次，他不错的，还挺认真，每天还有功课呢。”梁师姐笑了：“是吗?还真没看出来，李政麇现在在哪儿呢?上次‘高毓敏’说李政麇到深圳去了?你知道吗?”我真的有些心烦意乱了，不知道应该怎么应付下面的事情。所以有些心不在焉了：“哦，是吗?没听说，我没和他联系。”其实我不相信宗教，总觉得很无聊。但是又本能的在回避可能接触宗教的机会。我还是怕面对，概念上，宗教还是比较纯洁和高尚的。而我呢?竟然是个离经叛道的同性恋。所以，虽然宗教的神秘和理论吸引着我，我却一直在有意识的排斥它。
慕霆 (17)
我们到了黄真实好看的寺。其实，现在的黄寺是一座座落在很安静的街道上，非常静谧的学院。这里经常会有来自西藏各大教派的知名学者，大活佛和具有很高学位的“格西”为在这里学习的活佛们讲授藏传佛教的宗教哲学、甚深义理和实践方法。(格西是经过严格考试和辩论而选拔出来的一种学位，具有这种学位的人往往是寺院教学的带头人和学术上的权威代表。它也分为四种学位，最高等级的“拉冉巴”相当于我们通常所说的“博士后”)既然是学院，就少了很多我们通常概念中的寺院具有的那种世俗化和喧嚣的气氛。更多的是一种安静祥和、神秘莫测、严肃谨慎的学术氛围。西黄寺的正门外面多设了一重院子，有一个不大不小的铁门，冲着西面开着。门口挂着一面铜牌，上面用汉文、藏文、蒙文三种文字写着：“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的字样。牌子上的蒙文，无形中说明了蒙古族也是以藏传佛教为信仰的。元朝的国师“巴思巴”法王就是一个例子。说句良心话，看着那个牌子，我感觉比清华北大的招牌更神秘、更圣洁。我也不知道这种想法从何而来?总之，当时的想法很矛盾，也很离奇。
门紧紧关着，只开了挨着传达室的一扇很小的铁门。从门口往里看，什么人也没有。而大门边上，面向正南，好像是一个属于军管区的医院还是什么机关来的，我记不太清楚了。里面也很少看到人。这多少让人感觉到有些冷清。梁菁下车，到传达室去交涉，要进黄寺里面去。门口的老爷子很认真，不光是登记了我们每个人的身份证，还给梁菁要见的活佛通了电话，确认那位活佛没有在给学生上课，才放我们进去。这多少使梁师姐刚才还特别高涨的热情有所冷却。于是，老爷子把大门开了，我把车在西黄寺真正的大门前泊好。我和梁菁站在黄寺那座真正始建于清代中期的五间三进的大门外，看着只有皇室才能使用的明黄色琉璃瓦和龙凤合玺沥粉金漆的彩绘;以及赭红色的墙壁和大门上整齐排列的镏金门钉;还有嵌在两边的墙壁上的，用彩色琉璃砖烧制成的，象征佛教“缘起性空”至正真理的“法轮”;尽力想象着这里曾经翎顶辉煌、往来朝贺的壮观场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