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底气，也就无所畏惧。我拿起餐巾纸擦了擦嘴唇，忍着针刺状的疼痛，冷静地说：“放屁！”
“你说谁放屁？”黄茵茵不依不饶，对我怒目而视。
“谁告诉你的，谁就在放屁。”我固执地辩白，又加上一句：“谁传谣，谁也在放屁。”
气氛瞬间恶化，犹如清澈的水潭里跌落一勺污泥，黑气恣意向水面升腾，在你眼前弥漫。怎么会这样？我不敢抬眼直视黄茵茵此刻绝对犀利的目光，只能盯着眼前铁盘中慢慢冷却的牛排。牛排正变得僵硬，围边的西兰花和洋葱似乎已经冻住了，色泽难看地堆在一起。
“起初我也不信，不过我仔细想过了，事情明摆着，人家能想通就我没想到，空长眼睛却是个瞎子。”过了很久，黄茵茵才开口继续。
“你想过什么了？你除了瞎想还能想什么？还瞎子聋子呢，净胡说八道！”我决定反客为主，结束这次场面尴尬的审讯，就冷冷地顶了一句。
“哼！什么瞎想？人家的眼珠子是白长的，来造你这个谣？我问过，你到江圩去了这半年多，连头带尾在宿舍没住过三天，都是住在那个人家里的，人家一个单身汉，你尽和他挤在一起干吗？还有，你知道别人背后怎么议论你的吗？人家早就把你的事当作新闻来宣导了，你真的没听见？还是自我感觉太好了，当作不知道？”
黄茵茵连珠炮似的责问，情绪激动得甚至有点气喘，说完最后一个“哼”字，把头一扭，转眼看向窗外的夜色，又急忙伸出手，从桌上抽出一片纸巾，想擦擦脸上的什么位置，犹豫了一下转而攒在手里，手臂压住双人座位上放着的一只纸质拎袋，胸脯起伏，勉强自制。拎袋是深灰色的，正面印着一排英文字母，看着非常眼熟，可是我无暇去仔细端详。
脑袋轰然作响。我已经被钉在道德的耻辱柱上，自己却没有发觉。恐惧从心底快速升起，胸口一阵疼痛，如利刃在做毫无预警的切割。怎么会这样？这世界到底怎么了？我艰难地呼吸着，似乎空气也成了极端陌生的东西，即将弃我而去。大家在背后议论我和长海叔的事？眼前闪过长海叔憨厚的笑容，他宽广的肩头，强壮的臂膀，站起身如山峦一般巍峨，躺下来如泻湖一般深沉，这就是我愿用生命去呵护的另一个生命，我怎能让他受到诋毁？
曾经无数次臆想，如果长海叔答应和我相守，我宁愿放弃一切，放弃令人艳羡的职务——如果我的选择会给职务抹黑，我宁愿做个底层的小办事员，在碌碌无为中度过余生；我甚至可以放弃公职——如果我的举止不再适合在政府部门工作，有损公务员的形象，我可以辞职下海，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找一个不起眼的位置，聊以填饱肚子；我甚至想到了强忍眼泪远走高飞——即使长海叔不愿同行，只要长海叔不受到伤害，只要长海叔不担负任何世俗的谴责，只要留住父母的脸面，我宁愿孤独地远行，离开这座伤心地城市，走出很远很远，直到父母很老很老的时候，再偷偷地回来，尽自己迟来的一份孝心，那时已不再引人注意，往事已不再被人提及，或许那时长海叔也已经很老很老了，佝偻着身子在江边踟蹰，看云散云起，观潮涨潮落，我就站在他的身边，搀扶着他日渐削瘦的手臂，回忆芦苇花的岁岁枯荣，细数滩涂上的陌生新绿，在满眼金黄的夕阳里，书写生命的最后几页日记。
可是现在，我已成了大家的笑柄。大家都说了些什么？说我举止不正常？说我心理不正常？还是说我根本就是个GAY？我艰难地猜测着，不敢直面向黄茵茵打听。打击来得如此之快，简直来不及作出抵抗的准备，虽然在心重如铁的时候，甚至想过拼死相争，以自己的无畏，换取大家的宽容，我就是个GAY又怎么啦？我没有伤害任何人，没有耽误任何事，我只是有这种心态，而只有这种情感寄托才会让我感到幸福，感受到此生的价值，这只是我自己的价值，没有强加于人，甚至长海叔，我也只是在默默地守候，守候这一份机缘，就算最终他不愿意付出，我也不会强求，我只是在我自己的世界里感受欢容，进行一场没有观众的演出，轻叹，清唱，没有累积别人的痛苦，没有任何人必须做出牺牲，以成全我的另类追求。
我突然明白，所有的坦然都只是一厢情愿，即使投降，也照例会被押赴刑场。当初为何没有细想，所有可能的结局都是失去一切，那么，我为何还要傻傻地坚持开场？我仿佛看见同事们鄙夷的目光，盯着我示众般袒露的背影，父母心头的疑问变成了铁证，然后是一轮又一轮高压洗脑，严局从关爱变成无奈任凭刀俎蹂躏鱼肉，亲戚们窃窃私语交流挽救方案，而丑闻一旦利索地装上翅膀，在会在这个躁动的小城里到处传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