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明天要大宴宾客，这天二婶家来了许多帮忙的乡亲们，她们做的都是些厨房活儿，我和子凯无从插手帮忙，于是一人拿着个大碗，将所有的“山珍海味”逐个品尝后，便央求二婶带我们去看三哥的新娘子。
“新娘子还没过门呢，在娘家呢！今天怎么能过来？傻儿子！”二婶笑道。
“那我们没事就去割麦子哟，上次你不是说把‘鸡嘴头’那块自留地留着等我们回来割嘛。”
“小翻天货！亏你还记着，你妈妈都埋怨死我了，镰刀在仓头顶，割回来就晾稻床上，慢点，别割着手啊。”
于是子凯迫不及待地拿起两把镰刀，拉着我一起跳过院子门口半米高的栅栏，一路吹响着口哨，穿插于田埂的阡陌小路上，向麦地挺进。稻田里已是第二次蓄水，这是水稻在疯狂生长的时期，旱地里都插上了红薯苗，栽上了成片的棉花。五月的地里已经很少见着麦子了，它们都已经成熟透，被收割回农民的粮仓里了。
这是收获的季节也是孕育新希望的季节。
我给子凯戴上手套，怕他第一次使用镰刀误伤了手指，我的左手指不知曾被割过多少次，而被这种弯月型的锯齿镰刀割伤是极其疼痛且会血流不止的。我庖丁解牛般地传授他割麦的方法，不厌其烦地提醒他一定要将刀口朝下，免得他割着手，到时候心疼的却另有其人。
也许对于没有做过农活的人来说，割麦是用来消遣且非常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事，如同他们梦想着打高尔夫球一样。假如果真是这样，中国就没有“跳出农门”这一说法了，现阶段的中国农民，是最辛苦的人。
得益于子凯发达的运动细胞，他做什么活儿上手速度都极快，割起麦子来有鼻子有眼，只是他每割上一分钟，就要直起腰来站在地里歇息一分钟，他的胳膊上、脸上被麦芒划出一道道血痕，以至于他不断地挠痒。
“哥，累吧？割麦比割稻舒服多了，割稻可正是三伏天，太阳晒得皮开肉绽，还有虫子咬。”
“干嘛不用收割机啊？”
“收割机？你当是在美国啊？你种几辈子田也不够买台收割机。”
“其实也不累，就是腰太酸了，受不了。”
“笨，干农活大部分就得靠腰力了，你看你还没割到一分地呢，就累成这样。是谁天天嘴里说着好听，以后要在农村生活，那不把你累死啊？”
“哼，习惯就好。”
“那，那以后要是我就喜欢住农村里怎么办？”
“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累死也要和你在一起。”
“白痴，我们先得工作，等赚够了钱，安置好了父母，再来瞎折腾吧。”
傍晚时分，我们将割完的麦子捆成了八小捆，挑到了二娘家的晒稻场。这时母亲也赶到了二婶家来帮忙，一见狼狈不堪的我们，惊呼起来：“你们这两个活宝！电话都不打一个就偷偷摸摸跑来了！”
“妈，我们到河边去洗澡，热死人了。”
“就在家里面洗，你又要去划水，塘里水冷！”母亲瞪着我道。
“没事，我就在边上洗，不往中间游。”
不由母亲分说，我拉着子凯冲到屋里，拿起洗漱用品和一只大竹篮，便欢呼雀跃跑到村西头的池塘边，我推着箩筐下水，将脚底踩到的大田螺和河蚌扔到篮子里，这些可以带回去给二婶喂鸭子，让它们多下蛋。
子凯站在岸边，直楞楞地看着我，却死活不肯下水，大约是被我嘲笑得斗志全无，再加上立夏未至，水温偏冷，他就更不敢和我一起钻进河里摸河蚌了，于是他自得其乐，坐在大青石头上洗脚，羡慕地看着我在河里钻来钻去。我故意钻进水底憋气，长时间不浮起来吓唬他，果真把他急得乱了方寸，双脚都已经站在水里了。
“你吓死我了！喊了半天都不冒个泡！”他吼道。
“我在水里怎么听得见你喊我？——摸到个大的，钻在泥里，真难抠。”我举着手里的大河蚌向他炫耀道。
“抠不动就别抠，要是在水里面起不来怎么办？”
“那你就救我呗。”
“我没那本事！”他一屁股又坐在花青石上，双脚踢着水花，气呼呼地说。
“好啦，笨！有你在，我怎么敢出事呢？”我轻盈地游向他，蹲在水里握住他的双脚，捞起水底的泥沙给他搓脚，他痒得直打滚，我轻轻地把他的脚贴在脸上，亲吻着他的脚掌心，只见他立刻咬住了下嘴唇，全身颤抖了起来，痴痴地望着我，面红耳赤地细声说道：“硬了，不行了……”
忽然天上传来一声“咕咕了。”
子凯惊得仰起头来望着河边的榆树，“什么叫？”
“咕咕了”又是一声。
“在天上！”他瞪大了眼睛直直地看着我。
“哈哈——”我大笑了起来：“你这么紧张干什么？这么快就忘记了？是大杜鹃叫啦！”
“噢。”他会意地点了点头，“布谷鸟叫声不是‘过了过过’四声吗，上次来你们家的时候根本不是这声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