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明天要大宴宾客,这天二婶家来了许多帮忙的乡亲们,她们做的都是些厨房活儿,我和子凯无从插手帮忙,于是一人拿着个大碗,将所有的“山珍海味”逐个品尝后,便央求二婶带我们去看三哥的新娘子。
“新娘子还没过门呢,在娘家呢!今天怎么能过来?傻儿子!”二婶笑道。
“那我们没事就去割麦子哟,上次你不是说把‘鸡嘴头’那块自留地留着等我们回来割嘛。”
“小翻天货!亏你还记着,你妈妈都埋怨死我了,镰刀在仓头顶,割回来就晾稻床上,慢点,别割着手啊。”
于是子凯迫不及待地拿起两把镰刀,拉着我一起跳过院子门口半米高的栅栏,一路吹响着口哨,穿插于田埂的阡陌小路上,向麦地挺进。稻田里已是第二次蓄水,这是水稻在疯狂生长的时期,旱地里都插上了红薯苗,栽上了成片的棉花。五月的地里已经很少见着麦子了,它们都已经成熟透,被收割回农民的粮仓里了。
这是收获的季节也是孕育新希望的季节。
我给子凯戴上手套,怕他第一次使用镰刀误伤了手指,我的左手指不知曾被割过多少次,而被这种弯月型的锯齿镰刀割伤是极其疼痛且会血流不止的。我庖丁解牛般地传授他割麦的方法,不厌其烦地提醒他一定要将刀口朝下,免得他割着手,到时候心疼的却另有其人。
也许对于没有做过农活的人来说,割麦是用来消遣且非常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事,如同他们梦想着打高尔夫球一样。假如果真是这样,中国就没有“跳出农门”这一说法了,现阶段的中国农民,是最辛苦的人。
得益于子凯发达的运动细胞,他做什么活儿上手速度都极快,割起麦子来有鼻子有眼,只是他每割上一分钟,就要直起腰来站在地里歇息一分钟,他的胳膊上、脸上被麦芒划出一道道血痕,以至于他不断地挠痒。
“哥,累吧?割麦比割稻舒服多了,割稻可正是三伏天,太阳晒得皮开肉绽,还有虫子咬。”
“干嘛不用收割机啊?”
“收割机?你当是在美国啊?你种几辈子田也不够买台收割机。”
“其实也不累,就是腰太酸了,受不了。”
“笨,干农活大部分就得靠腰力了,你看你还没割到一分地呢,就累成这样。是谁天天嘴里说着好听,以后要在农村生活,那不把你累死啊?”
“哼,习惯就好。”
“那,那以后要是我就喜欢住农村里怎么办?”
“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累死也要和你在一起。”
“白痴,我们先得工作,等赚够了钱,安置好了父母,再来瞎折腾吧。”
傍晚时分,我们将割完的麦子捆成了八小捆,挑到了二娘家的晒稻场。这时母亲也赶到了二婶家来帮忙,一见狼狈不堪的我们,惊呼起来:“你们这两个活宝!电话都不打一个就偷偷摸摸跑来了!”
“妈,我们到河边去洗澡,热死人了。”
“就在家里面洗,你又要去划水,塘里水冷!”母亲瞪着我道。
“没事,我就在边上洗,不往中间游。”
不由母亲分说,我拉着子凯冲到屋里,拿起洗漱用品和一只大竹篮,便欢呼雀跃跑到村西头的池塘边,我推着箩筐下水,将脚底踩到的大田螺和河蚌扔到篮子里,这些可以带回去给二婶喂鸭子,让它们多下蛋。
子凯站在岸边,直楞楞地看着我,却死活不肯下水,大约是被我嘲笑得斗志全无,再加上立夏未至,水温偏冷,他就更不敢和我一起钻进河里摸河蚌了,于是他自得其乐,坐在大青石头上洗脚,羡慕地看着我在河里钻来钻去。我故意钻进水底憋气,长时间不浮起来吓唬他,果真把他急得乱了方寸,双脚都已经站在水里了。
“你吓死我了!喊了半天都不冒个泡!”他吼道。
“我在水里怎么听得见你喊我?——摸到个大的,钻在泥里,真难抠。”我举着手里的大河蚌向他炫耀道。
“抠不动就别抠,要是在水里面起不来怎么办?”
“那你就救我呗。”
“我没那本事!”他一屁股又坐在花青石上,双脚踢着水花,气呼呼地说。
“好啦,笨!有你在,我怎么敢出事呢?”我轻盈地游向他,蹲在水里握住他的双脚,捞起水底的泥沙给他搓脚,他痒得直打滚,我轻轻地把他的脚贴在脸上,亲吻着他的脚掌心,只见他立刻咬住了下嘴唇,全身颤抖了起来,痴痴地望着我,面红耳赤地细声说道:“硬了,不行了……”
忽然天上传来一声“咕咕了。”
子凯惊得仰起头来望着河边的榆树,“什么叫?”
“咕咕了”又是一声。
“在天上!”他瞪大了眼睛直直地看着我。
“哈哈——”我大笑了起来:“你这么紧张干什么?这么快就忘记了?是大杜鹃叫啦!”
“噢。”他会意地点了点头,“布谷鸟叫声不是‘过了过过’四声吗,上次来你们家的时候根本不是这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