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的放假时间，让我不得不想到这是校长喝多了酒后做出的决定。我正愁无事可做的时候，潘婷的一件小事让我做出了一个有意义的决定，那就是和子凯一起去乡下，帮二婶干农活，挖红薯去。
那是考完第一科语文过后，我看见潘婷从课桌里拿出饭盒，逃命似地冲出去打饭，我忍不住笑了起来。
“你笑啥呢？是不是这次作文写得天衣无缝，不给班主任留下把柄？”周蕙芳边收拾着课桌边轻声笑问我道。
“哪的话啊？我作文本来就差得很，我笑潘婷呢，吃饭这么积极，还经常看她一餐打七两饭，我一天都吃不了这么多呢。”
“噢，不是的啦，女生打饭要么二两，最多就三两，她是打给校门口一个小乞丐吃的。”
“小乞丐？”
“那是上上个星期了，我们中午去外面买圆规，有个小乞丐在外门口垃圾堆里刨东西吃，就十来岁的样子，看着挺可怜的，潘婷心软了，就天天打饭给他吃，现在我们女生轮流着给他打饭呢。”
“噢，这样啊，就是那个嘴唇缺了一块，天天早上都在翻垃圾桶，找塑料瓶的那个，对吧？”
“是啊是啊，潘婷让他捡塑料瓶和废纸卖钱，教他自立呢。”
我有种无地自容的感觉，那个小乞丐我倒是经常在外面看见，我怎么就从来没有想过施舍给他一个鸡蛋或者一个馒头呢？我从来就看不起潘婷，不仅仅因为她的学习成绩差，更是因为觉得她话多，是个俗不可耐土得掉渣的乡下女子，不想这样一个长像普通甚至有些难看女孩子，却有如此这般女儿心肠。想着以前对她的种种恶言恶语，我不禁羞愧难当。我忽然又想起乡下的二婶，她的罗嗦是出了名的，而且每当他罗嗦时，我要对她所说的东西不住地点头，不然，她就会不断地重复再重复。
自从她的两个儿子——我的大哥和三哥考上名牌大学后，都分在外地工作，一年才能回家两、三次，她就孤身一人住在乡下了。她每年来城里我们家几趟，都要扛一袋糯米、淀粉、面条之类，我母亲每次都会让我去车站接她，我非常不乐意，因为这些东西我都不爱吃，而且每次我都要帮她把那用化肥袋装的东西扛到车站外叫出租车，还要对她罗里罗嗦的话不住地应答。而每当父亲打我，我要出去避难几天的时候，我都会去她家，顺便带几个便宜的苹果或者桔子，她会没完没了地唠叨几个小时，好像我花了不少钱似的；她从我母亲那儿得知我有头痛病，我次我来，她都要忙着为我去中药店买天麻，给我炖鸡吃。
我想我该去看看二婶了，哥哥们都不在家，二婶栽了三块地的红薯，一地芝麻，两地棉花，没人帮她，这些东西收完了还要种麦子和油菜，还要去砍柴，虽然二婶非常能吃苦耐劳，但毕竟年过知命，身子骨不如从前一般蛮实了。
考完最后一科后，我向母亲说明情况，让她做一做父亲的思想工作，我想父亲这点人情世故还是懂的，二婶是他嫂子，他没少吃二婶做的饭。至于子凯，只要是我的决定，他没有不答应的事。于是我们一起先坐车回到城里，匆匆收拾一下东西便来到车站，再坐了一个小时的汽车后，我们终于踏上了那片我儿时生长过的的土地，天朗气清，黄绿相接，万物待归仓。
“弟弟，秋天到了，不是收割麦子吗？”子凯问我。
“白痴，麦子是秋末种，春末收割，没听过‘冬天麦盖三层被，来年枕着馒头睡’啊？”
“我又没在乡下呆过，我咋个会知道呢？”
“明年春夏交替时，布谷鸟一叫，就要准备割麦子了。”
“那布谷鸟要是不叫是不是就不割了？”
“拜托你有点智商好不好？不理你了，话说得没个着落的。”说罢我跳着跑开了。
子凯笑着追上来，见四周没人，从背后将我拥入怀里，亲吻了一下我的头发，说：“我好喜欢你的臭脾气呢，知道吗？我从小就非常听我妈妈话，人云亦云的，从没有像你这么叛逆过。”
“你不叛逆？李飞说你以前三天两头地去打架，你妈妈每个星期都会被班主任叫到学校里来。”
“那是不一样的，大部分都是因为看不惯学校里那帮痞子们，今天你打我，明天我打他，打来打去都是身上疼，你的那种叛逆是思想上的，骨子里的。”
我挣脱他的怀抱，转身笑着问他：“你喜欢叛逆的？”
“只喜欢你一个叛逆的。”子凯望着我，意味深长地说。
“白痴。”我羞得赶紧转过背去，却望见远处高地里二婶站立起的身影，于是对子凯嚷嚷着一起朝她奔去。
“婶！”
二婶转过身来，惊诧地看着我说了句“‘翻天货’来啦！”，便忙扔掉手中的耙锄，双手在衣角上擦了擦走到地边：“放假啊？还是又被你老头子打得逃回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