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的放假时间,让我不得不想到这是校长喝多了酒后做出的决定。我正愁无事可做的时候,潘婷的一件小事让我做出了一个有意义的决定,那就是和子凯一起去乡下,帮二婶干农活,挖红薯去。
那是考完第一科语文过后,我看见潘婷从课桌里拿出饭盒,逃命似地冲出去打饭,我忍不住笑了起来。
“你笑啥呢?是不是这次作文写得天衣无缝,不给班主任留下把柄?”周蕙芳边收拾着课桌边轻声笑问我道。
“哪的话啊?我作文本来就差得很,我笑潘婷呢,吃饭这么积极,还经常看她一餐打七两饭,我一天都吃不了这么多呢。”
“噢,不是的啦,女生打饭要么二两,最多就三两,她是打给校门口一个小乞丐吃的。”
“小乞丐?”
“那是上上个星期了,我们中午去外面买圆规,有个小乞丐在外门口垃圾堆里刨东西吃,就十来岁的样子,看着挺可怜的,潘婷心软了,就天天打饭给他吃,现在我们女生轮流着给他打饭呢。”
“噢,这样啊,就是那个嘴唇缺了一块,天天早上都在翻垃圾桶,找塑料瓶的那个,对吧?”
“是啊是啊,潘婷让他捡塑料瓶和废纸卖钱,教他自立呢。”
我有种无地自容的感觉,那个小乞丐我倒是经常在外面看见,我怎么就从来没有想过施舍给他一个鸡蛋或者一个馒头呢?我从来就看不起潘婷,不仅仅因为她的学习成绩差,更是因为觉得她话多,是个俗不可耐土得掉渣的乡下女子,不想这样一个长像普通甚至有些难看女孩子,却有如此这般女儿心肠。想着以前对她的种种恶言恶语,我不禁羞愧难当。我忽然又想起乡下的二婶,她的罗嗦是出了名的,而且每当他罗嗦时,我要对她所说的东西不住地点头,不然,她就会不断地重复再重复。
自从她的两个儿子——我的大哥和三哥考上名牌大学后,都分在外地工作,一年才能回家两、三次,她就孤身一人住在乡下了。她每年来城里我们家几趟,都要扛一袋糯米、淀粉、面条之类,我母亲每次都会让我去车站接她,我非常不乐意,因为这些东西我都不爱吃,而且每次我都要帮她把那用化肥袋装的东西扛到车站外叫出租车,还要对她罗里罗嗦的话不住地应答。而每当父亲打我,我要出去避难几天的时候,我都会去她家,顺便带几个便宜的苹果或者桔子,她会没完没了地唠叨几个小时,好像我花了不少钱似的;她从我母亲那儿得知我有头痛病,我次我来,她都要忙着为我去中药店买天麻,给我炖鸡吃。
我想我该去看看二婶了,哥哥们都不在家,二婶栽了三块地的红薯,一地芝麻,两地棉花,没人帮她,这些东西收完了还要种麦子和油菜,还要去砍柴,虽然二婶非常能吃苦耐劳,但毕竟年过知命,身子骨不如从前一般蛮实了。
考完最后一科后,我向母亲说明情况,让她做一做父亲的思想工作,我想父亲这点人情世故还是懂的,二婶是他嫂子,他没少吃二婶做的饭。至于子凯,只要是我的决定,他没有不答应的事。于是我们一起先坐车回到城里,匆匆收拾一下东西便来到车站,再坐了一个小时的汽车后,我们终于踏上了那片我儿时生长过的的土地,天朗气清,黄绿相接,万物待归仓。
“弟弟,秋天到了,不是收割麦子吗?”子凯问我。
“白痴,麦子是秋末种,春末收割,没听过‘冬天麦盖三层被,来年枕着馒头睡’啊?”
“我又没在乡下呆过,我咋个会知道呢?”
“明年春夏交替时,布谷鸟一叫,就要准备割麦子了。”
“那布谷鸟要是不叫是不是就不割了?”
“拜托你有点智商好不好?不理你了,话说得没个着落的。”说罢我跳着跑开了。
子凯笑着追上来,见四周没人,从背后将我拥入怀里,亲吻了一下我的头发,说:“我好喜欢你的臭脾气呢,知道吗?我从小就非常听我妈妈话,人云亦云的,从没有像你这么叛逆过。”
“你不叛逆?李飞说你以前三天两头地去打架,你妈妈每个星期都会被班主任叫到学校里来。”
“那是不一样的,大部分都是因为看不惯学校里那帮痞子们,今天你打我,明天我打他,打来打去都是身上疼,你的那种叛逆是思想上的,骨子里的。”
我挣脱他的怀抱,转身笑着问他:“你喜欢叛逆的?”
“只喜欢你一个叛逆的。”子凯望着我,意味深长地说。
“白痴。”我羞得赶紧转过背去,却望见远处高地里二婶站立起的身影,于是对子凯嚷嚷着一起朝她奔去。
“婶!”
二婶转过身来,惊诧地看着我说了句“‘翻天货’来啦!”,便忙扔掉手中的耙锄,双手在衣角上擦了擦走到地边:“放假啊?还是又被你老头子打得逃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