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着空旷的蓝天，连绵不断的远山，我常常会陷入一种与年龄不相符的孤独和早熟。
山的那边是什么？天空上面有神仙吗？
人是怎么从女人的肚子里生出来的？为什么会生老病死呢？
还有…就是，就是…村里那些男人的JJ为什么那么大？还长着好多毛毛？而我的却只有花生米那么大，它什么时候才会长大呢？
为了给自己解闷，我抓来很多小虫子，给它们起上不同的名字，然后变着花样把它们凑成不同的家庭，扮演不同的角色，然后我自己给它们配音，进行各种情景的对话。
但是，那时乡下偏远落后，刚通上电不久，我连电视都没见过，一年也就可能因为要看病才能去一趟十几里地的县城。
那里也是仅仅有几栋三四层高的房子，两条宽一点大街，一家百货商店，几家小饭店。
以我有限的想象力，慢慢地这些幼稚的游戏，没多久我就觉得没意思了。
不过，爷爷不知道从哪里得到了一台破旧的半导体收音机，收到两三个电台的节目。这个神奇的小匣子能放出人说话的声音和音乐的旋律，这让我一下子就迷上了。
“再见吧，妈妈。再见吧，妈妈。军号已吹响 钢枪已擦亮 行装已背好 部队要出发 你不要悄悄地流泪 你不要把儿牵挂当我从战场上凯旋归来再来看望亲爱的妈妈…”
“泉水叮咚泉水叮咚泉水叮咚响跳下了山岗走过了草地来到我身旁泉水呀泉水你到哪里你到哪里去唱着歌儿弹着琴弦流向远方”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了…”
而我最喜欢的节目是小说连播，其中印象比较深刻的是：
《渔夫和金鱼的故事》、《爱迪生的童年》、《皇帝新装》、《张海迪》，模模糊糊还有点印象的高加林和刘巧珍…
有些地方台还播了《说岳全传》、《隋唐演义》、《杨家将》、《水浒传》等等。
刚开始，我听得迷迷糊糊，慢慢地就能明白一点了，上了小学以后，我就能听懂大部分了。
有一段时间，王刚播讲的《夜幕下的哈尔滨》听得我如痴如醉，欲罢不能。
甚至，我开始要放牛了。我也要用一个干粮袋，里面装几本小人书，再把那台破烂不堪的收音机带上。
当别的小伙伴忙着捉蜻蜓，掏鸟蛋，下河游泳，上山砍树，我还是痴迷在收音机广播的世界里。
对于唱歌和语言表达，我一直比身边的同龄人好了许多，我想这是得益于我从小就泡在收音机旁边的关系吧！
我对人的声音是敏感的，不管是唱歌还是说话。
尤其是一个男人的声音，我隐隐觉得和性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穿中山装的男人
就在我准备要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们那里只有一百多人，五个年级，七个老师的小学校来了一个很洋气的外地老师。
他中等个子，身姿挺拔，五官舒朗，气质儒雅，一副金丝眼镜，一套浅灰色中山装，一双锃亮黑皮鞋。看得我们所有人的眼睛都呆住了。
（直到我上初中了，我才了解到这种形象是“五四”青年的经典造型。）
这种穿着打扮在刚进入八十年代的偏僻农村，震撼程度无异于天外来客降临。要知道，那时的农村几乎是清一色的灰黑土布，而且多数是补丁摞补丁的。能有一件白色的的确良衬衣已经是非常时髦的，更何况是一套中山装，黑皮鞋。
一时间，我们整个大队（那时分公社、大队、村)，十几条村庄的男女老少都在谈论这位时髦洋气的老师。议论他微卷的头发，走路的姿势，还有他的家庭…
最让我们诧异的是这个老师是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普通话（指当时我们的认知程度），普通话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官话，就是以前皇上和大臣们说的话，是主席和总理说的话。
在我们一百多人的学校里，几乎没有一个老师会说普通话的。只有一个稍微年轻的女老师，到外面进修过，会说几句简单的应酬话，勉强能带着学生朗读课文。其他的老师都是操着各种不同音色（十几条村虽然都说同一种方言，但哪怕就在隔壁，可能说的话音都有些差别）讲课读书的。
每逢临近开学的日子，校长主任都会带着老师们走村串巷到各家各户去，动员适龄儿童和辍学的孩子上学去。
这一年的暑假，几乎所有的小伙伴都在盼望，期待那个戴着金丝眼镜，穿着中山装，脚踏黑皮鞋的洋老师能到自己家来。
当然，我也不例外。
洋老师，来了
盼望着，盼望着，开学的日子就要到了。
开学的日子到了，洋老师也就来我家了。
在一个炎热的下午，我正满头大汗在田里一边放牛，一边和姐姐帮忙收割黄豆。
邻居家的小伙伴阿牛（他比我大四岁，一直没上学）急匆匆跑到田里对我大声喊：“狗子，快叫你爸回家，校长和那个老师要来咱们村家访啦！今年，我肯定能上一年级了！”
您好，请问天涯一路同行有个文章《傻蛋和傻蛋》您能找来吗？作者叫摆地摊卖小孩儿 ，谢谢。